暮春的贺家池，烟波澹荡。我应邀赴上虞道墟，在池畔新起的“明月楼”中，参加徐耘先生新书《非叶非花醉秋光》出版座谈会。楼名借自盛唐，池水赐自天子，而手中这本新书，恰如一枚温润的石子，投入这千年不涸的池心，荡开圈圈涟漪，将贺知章的诗魂与今人的笔墨，悄然缝合。

　　贺家池原名“周宫湖”，因贺知章的缘由被后人敬称为“贺家池”，来历带着大唐气度。据《嘉泰会稽志》载，信奉道教的贺知章告老还乡时，唐玄宗不仅赐镜湖剡溪一曲，更于道墟另辟放生池，许其广蓄水族、永奉香火。这是帝王对臣下的最高礼遇，这礼遇不是金银珠宝的赏赐，而是一片可以安放诗魂与道心的水域。于是这位“四明狂客”在此结庐读书，品茶饮酒，会客赋诗，直至终老。池因人名，地因池显，道墟的这片水面，从此成了中国文学地图上的一处重要坐标。

　　但明月楼呢？遍检《全唐诗》，贺知章笔下并无此楼。他的还乡诗，写的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怅惘，是“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慰藉，字里行间，尽是人间烟火气息，却无高阁明月的清冷。倒是曹植和范仲淹分别有“明月照高楼”，“明月楼高休独倚”之句。古人的明月楼，原在每一位望月怀远者的心头。

　　道墟街道造此明月楼，是一种文化的“追认”。他们深知，贺家池的底蕴不在一池碧水，而在那个曾在此临流赋诗的先贤；不在史书的冰冷记载，而在“谪仙”与“狂客”的千古佳话。于是，一座历史上本不存在的“明月楼”，因了文化的渴念，从池畔拔地而起。这不是造假，而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创造，用建筑的语言，续写一首未完成的诗。

　　座谈会设在明月楼二层，朝窗望去，贺家池的波光映着新楼飞檐，远处的田野绿得深浅不一，恰如徐耘先生新书《非叶非花醉秋光》中那些关于白马湖及故乡的文字，既有春晖中学的古树苍郁，也有童年老屋的炊烟袅袅。

　　这书的妙处，正在于作者将这种“楼—湖—人”的三角关系，化入了散文的血脉。他写《白马湖畔古树群》，不是从植物学入手，而是从春晖中学的校门写起，写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如何在古树的荫蔽下谈文论道。那些树木，因此不再是静止的景物，而是流动的文化现场，正如明月楼借了贺知章的诗名，这些古树借了“春晖先生”们的背影，在时光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更耐人寻味的，是《童年旧事》诸篇。作者写江南老屋的天井、天井里的水缸、小柴房里的鸡鸭，笔调冲淡平和，却处处透着“还乡”的主题。这让我想起贺知章那同样是写还乡的《回乡偶书》，贺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惊觉，徐文是“从未真正离开”的从容。但两者的精神内核却惊人一致，那是对乡土的深情触摸，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永恒叩问。

　　徐耘先生曾在上虞多个乡镇担任领导，后又在区政府分管“三农”工作，乡村池塘包括贺家池的波光想必常入他的梦。他写《老家的无花果树》《寻常构树里的时光与随想》等，那些看似寻常的草木，实则是这方水土的精魂。无花果不事张扬，构树卑微顽强，这不正是贺家池的气质吗？不事张扬，故能涵养千年；卑微顽强，故能生生不息。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古树名木的文章，考据精详却不枯燥。作者写树，角度新颖多姿，他的笔，让古树成了活的文物，让历史成了可触可感的生活。明月楼借贺知章之名，亦复如是，楼是新的，但楼中的诗酒风流，却是千年未变。

　　离楼时，天下起了雨，贺家池水面浮起的淡淡雾气与缕缕雨丝交融。我想，夜晚的明月楼，其灯火倒映池中，碎成万点金光，光景更为别样，这景象，恰似这书的名称，非叶非花，醉人至深。

　　坐在返程的车内回望池畔，我忽然明白，明月楼的存在，不是为了复现唐诗的某个场景，而是为了延续一种精神，那种“还乡”的精神，那种“在场”的精神，那种“以诗意为魂、以烟火为骨”的写作与生活的精神。这本《非叶非花醉秋光》的书，是这种精神在当代的显现；而这场座谈会，则是这种精神的一次小小汇聚。

　　池水无声，楼影长立。千年前的贺知章，与今天的我们，隔着时空，却共享着同一池波光。贺家池的明月楼，因了这池水、这诗魂、这文字，终于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更是精神意义上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