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力
那串串风铃
对于番薯,我记忆和印象里是与饥饿连在一起的。尽管那已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事,但饥饿就像一把暗红的烙铁,在灼痛生活的同时,也必将在记忆里烙下褪不掉的火印。
七岁那年一个初冬的下午,母亲挑起一担夹箩对我说:走,我们去收番薯。我家一向是镇上的居民,没有一分田地,母亲说的收番薯并非是去番薯田掘番薯,而是去附近的村庄向农民买番薯。虽然是居民,但当时全家五口仅凭父亲三十多元的工资糊口,吃不饱和不够吃也是常态,于是在番薯收获的季节,像镇上不少人家一样,向附近村里的农民收(买)番薯,在我家并非第一次。
只是我不知道那天母亲去收番薯时,为什么要叫上七岁的我。或许是为路上有个伴,或许是有意让我领略生活的不易。那次收番薯走家串户跑了多少路,我已记不得了,但两个细节一直记忆犹新。一是我们收了半天,结果母亲挑回家的是半担拇指粗的小番薯,大的村民们要留着自己吃,价格也高;二是伴着母亲和我在村头、弄口“收番薯哉!”的喊声,各种颜色和大小的狗围攻了我们五六次,冷汗也几乎湿透了我的内衣。
也就是那天收番薯回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除非是吃烤番薯,一般吃煮番薯或一块块的“饭镬番薯”(放在饭架上蒸),我从不剥皮,都是带皮一起嚼。这一习惯至今也难改。
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位姓金的同学,家里兄弟姐妹特多。金同学父亲是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的,算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只能在镇上的煤球厂拉煤球。拉煤球收入低,加上家里人口多,金同学也是我们班上穿得最破旧的男生,直到上初中,他还未穿过袜子。大雪纷飞的日子,光脚穿一双旧夹鞋的金同学老在课堂上跺脚,是同学们共同的记忆。用金同学的话说,番薯上市的季节是他能吃得最饱的时候。淀粉、纤维和水分为主的番薯,是粗粮中的粗粮,又俗称“屎拳头”。屎多,屁自然也多,因为这个“能吃得最饱”,那段时间,金同学便老放屁。恰巧坐在金同学后面的一位女同学,是我们镇上一位干部的千金,她每每大惊小怪地埋怨和斥责,让金同学脸一阵红一阵白,恨不得寻个地缝能钻进去。终于又一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再也没见到金同学。打听了一下,说是辍学了。
金同学的辍学,番薯虽是显性的动因,但细想起来,何尝又不是那个时代的因果呢。当然,即使是在那个时代,番薯留给我们的也并非都是苦涩与唏嘘。开心与温暖同样像韧劲的番薯藤一下,攀延于记忆中。
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镇上的粮管所突然卖起了番薯。那些据说从江西、福建运过来的番薯,因长在山区的黄泥土里,粉糯不说,个头特大,一个就有七八斤,十来斤的并不稀奇。而每斤粮票能买七斤番薯的规定,让粮管所人满为患。那天当父亲借了一辆手推车将20多斤粮票买的番薯拉回家,望着堆在墙角小山一样的番薯,我们姐弟几个围着转了好几圈。为此,一放学我都是一路小跑着回家,尽早弄个生番薯当零食,在父母已是眼开眼闭的事,在我更是老鼠掉进米缸里。
关于番薯还有一桩趣事。我家住在城郊结合部,一条不足五米宽小河的对岸,就是一畈很大的农田。那农田往年以种水稻和油菜为主,这一年大概是为了轮作吧,不种水稻也不种油菜了,竟种了一大畈望不到边的番薯。番薯叶刚爬满垄背的时候,我们河这边的毛孩子隔三岔五就溜到对岸去。尽管挖到的番薯不及拇指粗或就是一截番薯根,但依然乐此不疲。一次放学后,也不知哪位领头,我们一群毛孩子都拥到了对岸的番薯地里。正七手八脚间,忽闻远远一声喊,两个生产队社员拿着扁担冲过来。我们屁滚尿流地逃的逃、跳河的跳河,还是有一位被抓住了。社员抓着这一位的胸襟,厉声地让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当然不肯说,跑在前面的几位便大声地喊:他叫倪虎,他叫倪虎!社员愣了一下:还有叫尼姑的?许是被抓着的倪虎手里没有“赃物”,也或许是社员被尼姑的名字逗得开心,他在倪虎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滚你的尼姑。放了。
从此我们对倪虎不再叫倪虎,都叫他“尼姑”。“尼姑”后来长成一米八几的个子,不知是否是那时番薯吃多了或吃少了?
“羞为王侯桌上宴,乐充粗粮济民难”的番薯,是粗粮中的粗粮,连五谷之列也排不进去。然而恰恰是粗粮,番薯在当下却颇受青睐。吃点番薯养生的时尚,烤番薯走红电视剧的噱头,番薯干乡愁符号的文艺等等,几让番薯有了拔着头发飞上天的使命。吃不饱的年代,雪中送炭的番薯留给人的更多是苦涩和唏嘘;折腾吃的当下,锦上添花的番薯倒让人滋长共性的矫情与得瑟。如此的凡尔赛,不知是番薯的造化,还是时代的造化、人性的造化。
其实关于番薯最美妙的记忆,是童年过年时去外婆家。家在四明山区的外婆,得知我们要来,早早地就起出藏在地窖里的番薯,用细绳缚起来,一串一串地挂在屋檐下。那在地窖里藏了几个月又在山风中吹着的生番薯,吃起来脆如生梨,甜似冻柿,糯胜板栗,是我心心念的期待和向往。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番薯数量多,管够。
好些年我总忘不了外婆家的屋檐下,那在风中轻轻晃动的串串番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那串串番薯其实就是串串风铃,虽然发不出声音,但摇曳着的分明是亲情的温暖、童年的纯净和山村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