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他为人性格温和，对待工作认真执着，每每忆起他慈祥清瘦的面容，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初进丰惠酱品厂工作的。几十年来，他以厂为家，勤劳敬业，从普通职工到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直至退休，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工人了。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住在酱厂职工宿舍，母亲也在厂里做临时工。酱厂位于丰惠老西门，印象中厂区面积很大，厂内有10多口露天的大酱缸，旁有酱油、酱菜、霉豆腐等作坊。一年四季，从外出采购各种原料，到配料制作封装，直至下乡分销配送，父亲总要亲力亲为，忙得不亦乐乎。当时，为方便群众，厂里在大门旁还开了酱品专卖店。父亲只要厂里有空，便会到店里帮着售卖。而镇上的老百姓时常会来购买日用酱品，如酱油、酱菜（杂锦菜）、霉豆腐等等。日长时久，大家便熟识了，无论男女，都亲切地称父亲为“新木师傅”。父亲不善言辞，只会笑着回应：“好！好！慢走！慢走！”在父亲心里，丰惠已是他的第二家乡，而酱厂则俨然是他的第二个“家”了。

　　后来，响应国家号召，母亲带着我们又回到了农村老家。因为丰惠离老家上浦东山路途较远，加上交通不便，四十里山路来回得走大半天时间，父亲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那时，母亲在农村，要独自抚养五个孩子，里外都是一个人，十分辛劳。因为缺乏劳动力，我家在生产队成了“倒挂户”，母亲免不了常有怨言。每每此时，父亲总是微笑着，一味地应答：“是，是……”任由母亲埋怨、责怪，不作任何辩解。而母亲也是村里的妇女主任，知道父亲厂里实在走不开，发完了怨气，又催着让他早点回厂去。其实，对我来说，父亲一直是个陌生的家长。从上小学、初中，直至去春晖读高中，极少与父亲见面，父亲也从未来过学校。只知道父亲在酱厂工作，很忙，唯一能有机会见到父亲的便是过年。每到将近年底，母亲常会念叨：“不知你爹几时回来！”因为家里等着父亲的工资去买年货。我们兄弟几个，也是天天跑到地田弄口（村口）去张望，企盼父亲早日回家。记得一个大年夜的傍晚，终于等到父亲的回来！他身穿深蓝的工作服，打着绑腿，脚穿草鞋，挑着一副担子，急匆匆回到家里。见他满头大汗，母亲递给他手巾擦汗，让他喝水歇歇。原来，父亲挑回来的一头是一甏霉豆腐，以及酱油、酱菜、豆腐边皮等年货；另一头则是一大袋厂里买的酱渣，是上等的喂猪饲料，足有一百来斤。我们自然兴高采烈，围观着父亲，既陌生又亲切。而父亲则是挨个摸摸我们的头，憨厚地笑笑：“长高了，又长高了！”吃过年夜饭，父亲还发给我们压岁钱，记得每人新钞2角。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又能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服，那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光了！而我与父亲单独相见的一次，则是在春晖中学读书时。记得一天中午，我们正在二字房寝室吃饭，门卫师傅在门口大声呼叫我的名字，我跑出来一看，见父亲来了，他拎着一只布袋，匆匆走进宿舍，问：“你睡哪里？”我指了指上层，父亲便拉开布袋，取出两个油纸包说：“这是酱菜和霉豆腐，这包是油煎带鱼，你自己放好。”说着便马上要走。我说去食堂买客饭，父亲摆摆手说：“我上午在百官开会，饭吃过了，下午要赶回厂里去。”我放下饭盒，送父亲至校门口，他忽然转身，从袋里摸出两个苹果，塞到我手里：“这是会上发的，你拿着。”我从父亲宽大的手里接过苹果，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有点酸酸的。我知道父亲不善言辞，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们兄弟五个乃至孙辈，从未有过严厉的呵斥乃至打骂，他只是把对子孙的爱，深埋在无言的行动中。之后几十年，我因为忙于外出教书，很少有机会与父亲面叙，至今仍感到深深的歉疚与遗憾。

　　而我对于父亲身世的了解，已经是他退休之后了。在全家为父亲过八十生日那天，我陪伴在父亲身旁，听他回忆早年坎坷的逃亡人生。十八岁那年，父亲和村里的堂兄俩被国民党抽着壮丁，全家十分恐慌，只得连夜出逃，从崧厦雇船偷渡，往北投奔东北奉天（今沈阳）大姑夫家避难。其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已经侵占华北，父亲与堂兄在半途被日本鬼子扣留，编入纤夫成为民伙，受尽了鬼子的折磨，最后，利用夜色掩护，中途逃脱，边乞讨边流浪，终于出关找到亲戚家。谁知，奉天日统区也到处抓壮丁，父亲他们东躲西藏，最后托人介绍，进了一家酱园作坊学徒做工，总算得以安身。直到日本鬼子投降，父亲与堂兄才返回老家。7年的流亡生涯，给父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新中国成立初，父亲应聘先后进入章镇、丰惠酱厂工作，父亲对新社会的热爱是出于内心的，他兢兢业业，爱厂如家，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酱厂的生产与发展。父亲从一个流亡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他深感荣光与满足！“要感谢新社会，更要感谢共产党！”这是父亲晚年常说的一句心里话。

　　父爱如山！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与人为善。他对事业的执着与家人的厚爱，值得我们永远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