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之前，我一直在老家浙东上虞崧厦这个小范围内工作、生活、学习及走亲访友。书念得不好也不坏，但运气实在是背，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过着。

　　19岁的那一年，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当初应征入伍的十多个战友，个个垂头丧气，他们的父母亲也都唉声叹气，只有我一个人是兴奋的，因为我死活要离开崧厦吕家埠这个我已经厌倦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末，浙东上虞农村还流行“瞎子算命”。瞎子手中的一根探路软竹子，相当于导航棍，一面小铜锣再加上“算命哉”三个字的吆喝声，这就是家乡瞎子算命的全部硬家当，当然还有装在大脑里的软家当——占卜的知识。我以前对算命之类的事，从不认真关注，这次因为马上要远离家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严肃认真地听瞎子给我算命。本来全家精神紧张，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等算命瞎子一听我妈报出的具体生辰八字后，算命先生脸上马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吹牛逼说这只猪仔（我是71年出生的猪），一生吃不完用不完，一生有贵人相助。反正好听话讲了一大堆，我们全家听了是将信将疑，但脸上的紧张神情明显消失，全家人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我从不把算命先生的话当真，只是默默地把他给我算的命记在心里，经过岁月的磨砺，我的人生经历竟与瞎子给我算的命八九不离十。

　　部队是所大学校，各种人才五花八门，我也终于跳出崧厦吕家埠，看到了一片不同的天空。虽然非常曲折艰难，但我还是把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实现了我父母亲的愿望，考上军校，成了自己村里的第一个军官。

　　长期在部队工作和生活，家乡的人与事也早已陌生和生疏，虽说着满口的家乡土话，但家乡的许多地方、许多事情已一知半解。

　　20世纪70年代，小孩子特别喜欢去外婆家，外婆家路要远一些，太近就不亲热，这跟现在的男人特别想旅游没有多少区别，人一个地方呆的时候长了，总想换换环境。前几年浙江安吉的山区，崇明的农村看到大批的上海市区人，是因为城市中的人天天活在人潮中，希望能回归田园或安静一些的地方。

　　现在我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已待了二十多年，比在上虞待的时间还长，上海的吃食与我们上虞老家基本相同。再说自家烧自家饭，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所以就根本不存在吃不惯的问题。上海上虞人很多，大多是搞建筑的，上至亿万富翁，下至普通手艺的木匠泥瓦匠。其实我本来或许也是上虞建筑大军中的一员，只可惜阴差阳错地握了枪，上了船，来了大城市，上了部队这所大学校，现在坐在冬热夏凉的宽大办公室里，拿着还算体面的工资，感谢父母亲给了我生命，我会孝敬他们对我的付出。

　　现在与上虞老家还有交集的，是每隔几天寄给我的《上虞日报》，信封落款现在变成了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还有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时，籍贯一栏，我还要填上浙江上虞。

　　当然，如今的上虞已经悄然变了模样，上虞县城百官城北方向由于是平原地带，所以城市建设很容易铺开，造的上虞体育馆非常现代化和具有国际标准，东京奥运会的国内田径选拔赛就在上虞体育馆举行。由于上虞阴冷多雨的气候，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运动员整体成绩的发挥，但是因为是选拔赛，矮中取长，是否出成绩并不是关键因素。

　　自从我买了私家车后，我回吕家埠的次数就相对多了起来。村里45岁以下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这无关紧要，我现在回老家，几乎不串门，因为找同龄发小，没有共同的话题，村里的同龄人都搞建筑。有一次我去我们村里买啤酒，店主是一个比我小五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长年在我们村开杂货店。我说买两箱啤酒，麻烦他送货上门，他说我不认识你，说你不是我们村的人。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吕家埠村人，他死活不相信，说吕家埠村没有他不认识的中年男人，可能我是一个意外。还有一次，几年前我自己在老宅刷油漆，结果油漆用完，想去本村专门买装修材料的店里配一些油漆，结果遭到店主的断然拒绝，原来是他根本不认识我，以为是外地人忽悠他。

　　现在村里不认识我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也无所谓，我又不是名人，平凡而低调地活着，自得其乐。

　　长住农村也不大现实，偶尔回老家就很不错。小孩现在跟我一样，春节如不回老家过，好像这一年就跟没过一样，看来一个人的根永远是在生他养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