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绵武老师
徐景荣
陈绵武老师走了。听他儿子说,陈老师是在医院去世的,他走得十分平静而安详,一如他九十八年的人生,低调而平静。我与陈老师相见与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那清秀的脸庞,慈祥的笑容与平静的语调,时时会浮现在眼前。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5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正在老家东山脚下的农田插秧,母亲急匆匆赶来,呼叫我的名字:“阿荣,老师来看你了!”我放下手中的秧苗,飞快地走上堤塘。只见一位身材中等,眉清目秀的中年人向我走来,他身上穿着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微笑着说:“你是徐景荣吧?恭喜你被春晖中学录取了!”说着递给我一个漂亮的信封。我擦了擦手上的泥巴,接过通知书高兴地说:“谢谢老师!”“我叫陈绵武,是春晖中学的老师。”“陈老师您好!”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顿时感到十分的亲切。母亲再三请陈老师去家里坐坐,他摇摇手说:“谢谢!不用了。我还要去联江章镇送通知书呢!”母亲告诉陈老师,只要沿着曹娥江边的堤塘一直走,就是联江章镇方向。“我知道,我知道!”临走,陈老师还叮嘱我,要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时间,提前一星期去学校报到,参加学校组织的新生骨干培训班。望着陈老师远去的背影,对他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那年8月下旬,带着父老乡亲的祝愿与期待,我挑着行李,从曹娥江坐水上客轮到百官龙山脚下上岸,然后沿着铁路道轨走至西斗门,转白马湖湖畔小堤,临近中午,终于来到盼望已久的春晖中学。快到春晖校门前的石桥,我远远望见了身穿白衬衣的陈绵武老师,只见他站在校大门口旁,一一迎接提前报到的同学。“徐景荣,你来啦!”陈老师远远地向我招手,我挑着几十斤重的米桶及木箱,已经汗流浃背,大声呼叫:“陈老师好!”“累了吧,快放下歇息!”陈老师递给我一块小毛巾,“擦擦汗,先歇息,等会由学长带你们去办报到注册手续。”我再三感谢陈老师的体贴与关心!虽是盛夏酷暑,顿时感到十分的清凉快乐。原来学校通知我们提前报到,是培训新生班级的学生干部,报到后学长告诉我陈绵武老师是春晖中学的教导主任,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陈老师在校园里总是行色匆匆,十分忙碌。开学初,我被分配在高一(2)班担任班长。不久,学校又改选了学生会,我又担任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兼体育部长。我深知,这是学校领导的关爱与培养。
新的学业开始了,进春晖的每一位学子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无不勤奋努力,每天的晨练、早读、上课、午休乃至晚自习,紧张而有序的学习生活,白马湖畔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景象。期间,因为学习上的疑问和班级活动,我有机会常常去向陈老师请教。当时的教导处设在仰山楼的中间穿廊旁。每当我推门进去,陈老师无论多么忙,都会放下手头事,微笑着问:“景荣来啦,有事吗?”当我离开时,他总会关照一句:“你有事,尽管来找我。”轻轻一句嘱咐,犹如一缕春风,令我无比温暖。从此后,我便渐渐地熟识了陈老师。陈老师老家丰惠通明,家里有一双儿女。他知道我父亲在丰惠酱厂工作时,十分打趣地说:“我们还算半个老乡呢!”当他了解我家中母亲独自养育五个兄弟,生产队里是倒挂户,家境比较困难时,便多次叮嘱说:“如有困难,随时告诉我,好吗?”我深知陈老师的关爱,是鼓励与鞭策,更是期待与希望!我只有用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来回报老师的栽培。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一年后的“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波及白马湖畔,陈老师也受到了冲击,听说他的子女被迁送回了老家。我们老三届学生先后辍学回乡,各奔东西。我由此踏上了教学岗位,又从农村来到县城百官。三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从上虞中学退休的陈绵武老师。当我在半山路春晖楼见到陈老师时,他已是满头银发,但面色红润,依然是清秀的脸庞,慈祥的笑容与亲切平和的语调。当他知道我已成为教坛一员时,高兴地称赞道:“好!好!做老师好!”当他得知我还担任政协委员时,打趣地说:“我还是上虞政协的老委员呢!”我知道,陈老师是上虞教育界知名的文史学者,是浙江省历史教学研究会会员、浙江省教育学会会员,曾先后担任过上虞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型教育工作者。退休后,他身居陋室,潜心书斋,先后编著出版了《春晖初照》《虞史漫拾》《名人与上虞》《桑榆漫笔》等文集。2012年下半年,陈老师精心编纂的《上虞文学史》完成初稿,委托我帮助联系出版,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愿意尽力,在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很快落实了出版经费,并请原区政协赵畅副主席为之作序,于2013年初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受到上虞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之后,陈老师又以九秩高龄,编著了《桑榆续笔》,并以《闲云流水庐文稿》封笔,实现了他自己的最后心愿。新书出版后,陈老师还亲笔签名,委托董国光同志转赠与我,让我无比感激。但自己由于忙于编辑出版《东山文选》,尚未来得及去看望陈老师,并向他当面致谢,却传来陈老师已然去世的消息,令我至今难以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