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绵武老师走了。听他儿子说，陈老师是在医院去世的，他走得十分平静而安详，一如他九十八年的人生，低调而平静。我与陈老师相见与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那清秀的脸庞，慈祥的笑容与平静的语调，时时会浮现在眼前。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5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正在老家东山脚下的农田插秧，母亲急匆匆赶来，呼叫我的名字：“阿荣，老师来看你了！”我放下手中的秧苗，飞快地走上堤塘。只见一位身材中等，眉清目秀的中年人向我走来，他身上穿着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微笑着说：“你是徐景荣吧？恭喜你被春晖中学录取了！”说着递给我一个漂亮的信封。我擦了擦手上的泥巴，接过通知书高兴地说：“谢谢老师！”“我叫陈绵武，是春晖中学的老师。”“陈老师您好！”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顿时感到十分的亲切。母亲再三请陈老师去家里坐坐，他摇摇手说：“谢谢！不用了。我还要去联江章镇送通知书呢！”母亲告诉陈老师，只要沿着曹娥江边的堤塘一直走，就是联江章镇方向。“我知道，我知道！”临走，陈老师还叮嘱我，要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时间，提前一星期去学校报到，参加学校组织的新生骨干培训班。望着陈老师远去的背影，对他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那年8月下旬，带着父老乡亲的祝愿与期待，我挑着行李，从曹娥江坐水上客轮到百官龙山脚下上岸，然后沿着铁路道轨走至西斗门，转白马湖湖畔小堤，临近中午，终于来到盼望已久的春晖中学。快到春晖校门前的石桥，我远远望见了身穿白衬衣的陈绵武老师，只见他站在校大门口旁，一一迎接提前报到的同学。“徐景荣，你来啦！”陈老师远远地向我招手，我挑着几十斤重的米桶及木箱，已经汗流浃背，大声呼叫：“陈老师好！”“累了吧，快放下歇息！”陈老师递给我一块小毛巾，“擦擦汗，先歇息，等会由学长带你们去办报到注册手续。”我再三感谢陈老师的体贴与关心！虽是盛夏酷暑，顿时感到十分的清凉快乐。原来学校通知我们提前报到，是培训新生班级的学生干部，报到后学长告诉我陈绵武老师是春晖中学的教导主任，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陈老师在校园里总是行色匆匆，十分忙碌。开学初，我被分配在高一（2）班担任班长。不久，学校又改选了学生会，我又担任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兼体育部长。我深知，这是学校领导的关爱与培养。

　　新的学业开始了，进春晖的每一位学子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无不勤奋努力，每天的晨练、早读、上课、午休乃至晚自习，紧张而有序的学习生活，白马湖畔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景象。期间，因为学习上的疑问和班级活动，我有机会常常去向陈老师请教。当时的教导处设在仰山楼的中间穿廊旁。每当我推门进去，陈老师无论多么忙，都会放下手头事，微笑着问：“景荣来啦，有事吗？”当我离开时，他总会关照一句：“你有事，尽管来找我。”轻轻一句嘱咐，犹如一缕春风，令我无比温暖。从此后，我便渐渐地熟识了陈老师。陈老师老家丰惠通明，家里有一双儿女。他知道我父亲在丰惠酱厂工作时，十分打趣地说：“我们还算半个老乡呢！”当他了解我家中母亲独自养育五个兄弟，生产队里是倒挂户，家境比较困难时，便多次叮嘱说：“如有困难，随时告诉我，好吗？”我深知陈老师的关爱，是鼓励与鞭策，更是期待与希望！我只有用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来回报老师的栽培。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一年后的“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波及白马湖畔，陈老师也受到了冲击，听说他的子女被迁送回了老家。我们老三届学生先后辍学回乡，各奔东西。我由此踏上了教学岗位，又从农村来到县城百官。三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从上虞中学退休的陈绵武老师。当我在半山路春晖楼见到陈老师时，他已是满头银发，但面色红润，依然是清秀的脸庞，慈祥的笑容与亲切平和的语调。当他知道我已成为教坛一员时，高兴地称赞道：“好！好！做老师好！”当他得知我还担任政协委员时，打趣地说：“我还是上虞政协的老委员呢！”我知道，陈老师是上虞教育界知名的文史学者，是浙江省历史教学研究会会员、浙江省教育学会会员，曾先后担任过上虞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型教育工作者。退休后，他身居陋室，潜心书斋，先后编著出版了《春晖初照》《虞史漫拾》《名人与上虞》《桑榆漫笔》等文集。2012年下半年，陈老师精心编纂的《上虞文学史》完成初稿，委托我帮助联系出版，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愿意尽力，在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很快落实了出版经费，并请原区政协赵畅副主席为之作序，于2013年初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受到上虞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之后，陈老师又以九秩高龄，编著了《桑榆续笔》，并以《闲云流水庐文稿》封笔，实现了他自己的最后心愿。新书出版后，陈老师还亲笔签名，委托董国光同志转赠与我，让我无比感激。但自己由于忙于编辑出版《东山文选》，尚未来得及去看望陈老师，并向他当面致谢，却传来陈老师已然去世的消息，令我至今难以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