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文化周刊》第一版）

　　褚德彝（1871-1942年），字松窗，号礼堂，浙江余杭人，近代篆刻家、考古学家。书法得褚遂良渊源，而以隶书功力最深。篆刻初师浙派，后精研秦汉印，所作挺秀苍劲。

　　经亨颐（1877-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上虞驿亭人。留学日本，归国后致力于教育，曾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校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春晖中学首任校长、宁波任省立四中校长、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时又是位篆刻大家，平时以书画金石自娱，特别欣赏松的节操。任春晖中学校长时，自购私宅于白马湖边，屋旁山脚有三棵长松，遂将居处题名为“长松山房”。

　　这两位名家在画上的题跋，不但为古画正名，更增添了此画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光彩，使《玉山雅集图》更加珍贵。

　　白马湖畔再雅聚

　　1929年在上海时，经亨颐曾和一群名重当时的艺术家如黄宾虹、张大千、何香凝、陈树人、张善子、诸闻韵、俞寄凡、方介堪、郑曼青、潘天寿、于右任、柳亚子等，结成“寒之友社”，以诗言志、以画喻节。“春光迎得同心友，大好湖山诗画缘”，白马湖畔的“长松山房”成了社友临时活动地，也是经亨颐与画友聚会的场所。

　　1932年初夏时节，上虞二都杨梅成熟了，红彤彤地挂满枝头，令人生津止渴，脾胃大开。好客的“长松山房”主人向各路书画高手发出英雄帖，盛情邀请前来白马湖畔聚会。

　　经亨颐的召唤加上杨梅的诱惑，果然引得张大千、张善子兄弟及俞寄凡、黄宾虹等数位“寒之友社”名家前来赴会，品杨梅，赏湖景，谈诗论画，挥毫泼墨。

　　此时范寿康也在场，乘文友们兴致颇高、相谈甚欢之际，拿来了他最心爱的藏品《玉山雅集图》，请各位名家鉴赏。

　　张大千等人接过画轴，细细地鉴赏和把玩。他们都是国画中的顶尖高手，鉴定过的名画也不在少数，但仍对此画赞不绝口，认定此为华喦真迹，扛鼎之作。他们夸范寿康有眼力，也赞经亨颐题跋的好，现场因此画的出现而气氛热烈。

　　范寿康适时地递上笔墨，请行家在画轴上留下墨宝，为此画锦上添花，也为这次的文人雅聚留下见证。这样，画轴上便有了这行字：“壬申(1932)长夏，蜀·张善子、张大千；吴·俞寄凡；歙·黄宾虹偕游上虞白马湖之长松山房。寿康范先生出新罗山人此帧见示，欣赏之余为书于端。”

　　巧的是，此时恰好是华喦作此画的200年以后。此画作于1732年6月，题跋于1932年6月，冥冥之中，他们与200年前的画家作了神交，穿古越今，心灵相契。华喦创作此画的起因是追想三百多年前的文人聚会，又过两百年后，再由此画引出另一群画友相聚悦赏的情缘。这张画带来的除了是精湛画艺，还有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文艺情怀！

　　这段文字到底系谁书写？文末钤有一印，文字已无法辨识。但依常规，由众人共同参与的聚会，多会推举一人代表执笔，行文若需将参与者一一列名时，执笔人总会谦虚地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以此推论，书写者应是黄宾虹。对照黄宾虹的其他作品，无论笔调还是字体，皆一脉相承，非他莫属。

　　黄宾虹的题跋，再加里面写上了张大千等名家的字号，此画无论艺术价值还是经济价值又大幅增加。

　　古画何以流落台湾

　　1945年抗战胜利，被日本侵占数十年的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范寿康被民国政府派往台湾，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负责文化接收，在宝岛大力推广汉语，提倡讲国语、习中文、读中文书刊。

　　之后的几年中，范先生几度往返于两岸，接几个年幼的子女去台湾读书，同时把收藏着的几件精美字画带到了台湾，其余留在大陆（这部分在“破四旧”“抄家”时全部毁灭）。《玉山雅集图》是他的至爱，自然被带在身边。1947年初，范寿康转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浅浅的海峡阻断了范家人的回归路，他们被迫滞留在台湾。之后在台的范家子女都赴美留学，毕业后全在美国发展。1970年，范寿康从台湾大学退休，1982年离开台湾，取道美国，回归祖国。

　　他离台时就有一去不复回的打算，把所有藏品全部带走，万分可惜的是，偏偏这幅《玉山雅集图》没法带离，成了他心头的痛！

　　范寿康为什么会痛失至爱，现在已经得不到准确答案了。这幅画后来成了“国泰私人美术馆”（台湾）的馆藏品。之后，此画与别的馆藏品一起成了债权抵押物。

　　此事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得知后，博物院专家自然明白这批文物的价值，马上斥资整批购入文物，这样范寿康旧藏《玉山雅集图》成了“故宫博物院”“购”字号藏品。台北故宫获之如宝，因为她弥补了第三次雅集画作的空白，有了此画，才有了这次的“雅集画特展”。

　　范岱年先生从浙江博物馆得知《玉山雅集图》的下落，既为之高兴，又为此画流落他乡而可惜，他想，要是此画能回归家乡，再为之雅聚，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