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作家孙绍振在《经典小说解读》中引述的一则故事，孤陋寡闻如我，真的被惊到了。文抄公先摘录如下：

　　如昔狂人，令织师绩线，极令细好。织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织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梁·释慧皎《高僧传·晋长安鸠摩罗什》

　　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联想到另一篇著名的文章。对了，就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因为慧皎这一篇写织师以“无物”对付狂人的手法与《皇帝的新装》是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这么说，这两篇文章从构思、立意、人物和情节的设计来看，有太多的相近之处。所不同者，《皇帝的新装》中的骗子是抓住皇帝和众人的共同心理，主动编造谎言；而《高僧传》中的这位织师，只是为了敷衍狂人的无理取闹，信手拈来，亦成神来之笔。

　　我所惊者一，人类的思想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共通之处！两个身处完全不同时代、相隔遥远的人，竟然擦出了如此相似的智慧的火花。检索文献，我们得知慧皎生于公元497年，卒于554年，是南朝梁代著名高僧，佛教史学家；而在慧皎死后1251年后的1805年，位于遥远北欧的丹麦，安徒生才降临人间。安徒生有没有可能从慧皎的这一个故事中获得灵感，写下传世之作？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已无从得知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丁点儿的关联。

　　我所惊者二，这两个文本在今天所获得的地位和待遇至为悬殊。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谁人不知？但凡读过几年书的恐怕对这个童话都耳熟能详了吧。然而慧皎的这个故事，我也只是第一次遇见，一千多年来一直湮没在故纸堆里。按照作家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一个文学形象，成为口头或者书面交往中人所共知的话语，意味着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这是文学作品的最大成功。今天当我们说某些人虚伪自私、自欺欺人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皇帝的新装》，并以此譬喻。从这个角度说，《皇帝的新装》显然比《高僧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凡事最好都打个问号，为什么对这两个故事的流布和评价有如此悬殊的差别呢？果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曾经我们太缺乏文化自信，太过于妄自菲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一味否定，在当时背景下确实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但也给国人留下了文化自卑的缺憾，对日后中国文化力式微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今天我们重温慧皎的《高僧传》中的这个故事，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何讲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故事，是当前每一位渴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炎黄子孙的宏大课题。

　　走笔至此，还有一个重大的补充：慧皎，这位著名的南朝梁代高僧、佛教史学家竟是我的同乡——会稽上虞人！他的《高僧传》被人们赞之为“不刊之笔”和佛教史上的《史记》。在此，谨向这位伟大的乡贤致敬，并祈愿他的名字如同朗朗星空，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