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磐悼英才

———追忆乡贤张家琨先生

杨根苗

读罢5月9日绍兴晚报第九版“创业创新30年百位风流人物”专栏的报道《融入风则江的绍兴第一位教授》，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么一个好人他走了，走得似乎匆忙了点。张家琨先生的形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面前。记忆的思绪把我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

我认识张先生是在1976年的秋天，那次，我去联江五·七学校(白岙湖畔)检查工作。我一走进五六位教师集体办公的办公室，几位老师见我到来都站起来欢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但走到张家琨老师面前，我停住了，王校长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刚请来代课的张老师，我伸出手时，他显得有些不安，但连忙握住了我的手，这是一双粗糙而有着老茧的手。我仔细观察了他，五十左右的年纪，一张瘦削的脸，已烙下了很深的皱纹，背也略有点弯曲，穿着一件蓝中发白的卡其布的中山装，两只裤脚管一高一低卷着，可能刚从田间回来，样子像个农民，但眉宇间透着睿智。

那时下乡，交通不便，到了这样偏僻地方的学校都要过夜。在谈了工作之后，晚上我问王柏根校长关于张老师的情况，王校长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坎坷的经历，令我对他肃然起敬，同时也产生一丝莫名的悲凉。

张老师是章镇人，19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由于成绩特别优秀，1952年就提前毕业，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而且已作出了很多成绩。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大肆攻击斯大林。当时我们国家对苏共二十大都是正面报道，而苏共《真理报》对此已经作了一定的报道，张老师是精通俄语的，当然看得懂，他看了以后，很为不平，讲了一些反对赫鲁晓夫的话，说此人是没有良心的投机分子，过去称斯大林是父母，现在骂斯大林是暴君、刽子手，这种人不会有好结果……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张老师是在劫难逃了，被发配回原籍——上虞章镇。

“文革”的中后期，各地都办起了五·七高中，教师十分紧缺，公社的教育干事老虞了解到张家琨老师的情况，既同情又惋惜，决定请他来五·七学校任教。这样张老师就进入了联江五·七学校，每月发25元的工资，张老师对这个安排很高兴，这里可以在食堂吃饭，生活方便多了，更主要的是有了他用武之地。他担任了数学、机电(理化)两科教学，教学水平很高，学生很欢迎，他还自编了教材，制作了一些教具，教给学生一些实际技能，工作中十分尽心尽力，老师们不因他有政治帽子而另眼相看，大家都很尊重他。

1978年初，当时绍兴师范上虞教学点办在现在的春晖中学，而由于1977年上虞首届恢复的高考中，成绩十分不理想，因此，我们在当时政工组领导的关心下，办起高复班，也办在白马湖。但高水平的师资很难抽调，这时我想到张家琨老师，虽说当时他政治上仍然有着帽子，但这时的政治气候毕竟转暖了，我向几位局长汇报后，由人事科通知学校，请他前来文教局报到，去白马湖任教。张老师对我们的安排十分高兴，表示一定会尽力做好工作。这年上半年，我每月都去一次白马湖，检查高复班的效果，去了，总和老师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张老师见到我十分亲热，拉着我的手不放，我问他工作情况，他说“还适应”。从校领导和老师中了解到，他工作十分努力，备课非常认真，教学上一丝不苟，特别是解题的能力，连几位多年任高中的数理教师也佩服得很。这年秋，春晖中学复校，上虞师范也正式建立，搬迁至城区，张老师列入上虞师范编制，随校至百官居住。这时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师范学校的教学。1979年，祖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张老师二十余年的不公正待遇终于结束，党组织为他平反改错，成为正式公办教师，工龄连续计算。从此这位历尽磨难的五十岁的老教师，焕发出青春地活力，他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要为培养祖国急需的人才作出最大的努力。1980年，绍兴师范升格为绍兴师专，急需调入一批高水平的教师，得知张家琨老师的情况，地区教育局前来商调，我们考虑虽然上虞师范也需要他，但这样的人才在高等学校更需要，更能发挥其才能，就爽快地同意了。于是，张家琨老师就调去绍兴师专任教。

在师专工作期间，他出色的工作，渊博的知识，勤奋的教学，受到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受到学生们的敬爱，很快，他成为物理系的主任，成为绍兴师专的第一位教授、校教务处长，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并在编写教材和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很大成就。在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去绍兴师专，每次见到张老师，他言语不多，但总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内心的感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这里我还想说一点，张老师在平反之前从未结婚，就在他落实政策之后，联江的几位热心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位白岙村的女赤脚医生，是位共产党员，一位善良贤淑的农村妇女，其丈夫因病过世，张老师是认识和了解的，但有3个儿女，张老师很快答应下来，结成伉俪，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十分珍惜家庭生活，先后把几个孩子带去绍兴，一一培养成才，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心胸和美德。

逝者如斯，家琨先生走了，或许他留下一分遗憾，若不是那政治运动，他很可能和他的原子能研究所的同事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样，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但我想他更多的是感到庆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让他重新登上教育、科学的舞台，发挥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使他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愿我们记住这位乡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