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三访白马湖

胡序威

胡愈之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广泛涉猎馆藏丰富的中外图书，不断练习翻译和写作。从1915年开始，在当时国内最大的综合型期刊《东方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胡愈之的文章发表，使他很快由练习生晋升为助理编辑和编辑。“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与商务同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积极响应和投入，共同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白马湖春晖中学建成时，胡愈之已在上海文坛开始崭露头角。

胡愈之十分关注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风景如画的白马湖畔崛起家乡第一所建筑新颖、设施先进、名师荟萃的春晖中学，不能不令其欣喜和向往。他说：“我曾几次到过白马湖，那里有我的不少朋友”。在白马湖建校初期的教职员工中，夏丏尊和叶天底是胡愈之相识最早的同乡好友。胡愈之、胡仲持兄弟1922年在上海创办和1924年在上虞复刊的家乡第一份公开出版的《上虞声》报，均得到夏丏尊和叶天底的支持。叶天底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曾接受过胡愈之经济上的援助。夏丏尊在白马湖平屋完成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名著翻译，在1924年1月10日所写的“译者序言”中曾有关于胡愈之为该书的出版给予不少助力的记述。

按胡愈之曾几次到过白马湖之说，肯定不止一次，据我们的分析可能有三次。我们知道胡愈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回过丰惠老家三次。由于白马湖春晖中学的特有魅力，环境和友情的强大引力，使他每次回家乡都会顺访白马湖。在钱塘江大桥建成前，从上海到丰惠老家，一般都先乘轮船到宁波换乘火车，经驿亭、百官中转至丰惠。在来回途中顺便访问一下白马湖也算顺路。

第一次访问白马湖春晖中学应在1924年初。因胡庆皆病故，胡愈之回家乡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就顺访白马湖。在那里通过夏丏尊的关系，结识了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刘熏宇等不少新朋友。1924年冬由黄源戴乌毡帽而引发春晖学潮后，部分老师于1925年春离开白马湖去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和立达学会，胡愈之作为立达学会会员积极参与和支持他们的活动。1926年在胡愈之的建议和策划下，与吴觉农、郑振铎、叶圣陶等友人共同协助因提倡妇女思想解放而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的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这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知识分子自己办起来的书店。1920年代上半叶在白马湖畔形成的作家群均被吸纳入开明书店所依托的主要作家团队。

第二次到白马湖是在1928年春。因胡愈之在上海宝山路目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的惨状后，义愤填膺，写了一篇由郑振铎、吴觉农、章锡琛、周予同等人共同署名的致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朋友们都劝他出国避风，他才决定筹资赴法留学。1927年12月他回上虞老家，在出国前特地去看望母亲。1928年春，开明书店的朋友章锡琛、叶圣陶、徐调孚、周予同、章克标、贺昌群等人到达白马湖，胡愈之也应约从丰惠赶来，同在夏丏尊家中聚会，一为胡愈之赴法前饯行，二为共商开明书店的发展大计。当时就决定开明书店创办一个《中学生》杂志，请夏丏尊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兼《中学生》杂志社社长。在那次朋友聚会时，徐调孚曾为大家在白马湖平屋前和春晖桥头拍照留影。胡愈之在战前拍摄的照片战争期间多已丢失。好在这两张照片是徐调孚在建国后才寄送给胡愈之的，使其成为至今仍留存的反映白马湖历史的十分珍贵的老照片。

第三次到白马湖可能在1932年初夏。“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在日军猛烈炮火下商务印书馆被毁。当时胡愈之正患重病住院治疗，久未见好，被迫回丰惠老家，找族兄胡仲宣这位家乡驰名的中医伤寒专家诊治，经过几个月的服药调养才恢复健康。在他回上海途中可能又一次顺访白马湖。促使胡愈之一而再地访问白马湖春晖中学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在1927—1935年期间春晖中学的先后两任校长范寿康和黄树滋都是胡愈之的亲戚。范寿康是胡愈之的堂姐夫，范家老宅与敕五堂胡宅近在咫尺。黄树滋的亲妹嫁给胡愈之堂弟胡伯恳为妻，胡黄两家亦属世交。胡愈之与两位校长之间既是亲戚，又是朋友。这就使胡愈之往访春晖，既可共叙友情，又可为其提供旅途中转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