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晖情

曹松境

说来有缘，我是“二进”春晖学堂，“三进”春晖中学。记得是1954年7月，我从春晖学堂(当时叫横山小学)高小毕业，到白马湖春晖中学读书，1957年7月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经人介绍到横山小学代课，使我“二进”春晖学堂。两年后，我考取师范，离开“小春晖”。“文革”期间，春晖为改变“世外桃园”从白马湖搬到小越，又为了“继承抗大传统”改名“继抗”，我被选调到继抗中学(春晖)任教。1975年因工作需要，把我抽调到小越区委工作。春晖复校后，又把我调回白马湖春晖中学工作，使我“三进”春晖。1982年6月，县委领导找我谈话，因工作需要，要我到县级机关工作，对春晖中学有深情厚谊的我，只好服从组织调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春晖。直到现在，尽管我离开春晖多年，但对春晖的情念念不忘。因为是春晖培育提高了我，又是春晖培育了我的两个孩子，在春晖享受初中、高中的优质教育，受到春晖精神的熏陶。

春晖的情把我与春晖学子紧紧连在一起。我到机关工作后，因公、因私出差机会较多，我每到一地都想与学子会会，聊聊，特别是到春晖学子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我总要把他们叫拢来，会一会，聚一聚，既抒师生旧情，又谈春晖精神，大家互相介绍交流，增长联络感情。不少学子很有感触地谈到要尊师爱校，要清正做人、踏实办事，对我很有教育鼓舞。对我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在1989年4月下旬，当时我去教育部开会，因为正是“学潮”期间，我想去走访一批学子，并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与在京工作的“小春晖”学子陈一龙(当时是中建一局四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中建一局局长助理)商量。他谈到当时各校形势紧张，大字报贴满校园，交通秩序又有点乱，去走访既花时又不安全，还是约定时间，叫他们一起到我公司来，让我来接待。于是我改变主意，通过电话联系，约定在“五一”那天，40多位在清华、北大、人大、北外、北师大等在京学习的学子纷纷赶来，欢聚在中建一局四公司会议室，当时陈一龙在公司食堂安排了五桌招待。大家有说有笑，畅叙友情、校情，从象山的景、白马湖的水，谈到春晖的校园生活，又扯到“学潮”的有关信息。同学们都纷纷表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上虞学子在“学潮”中基本没有出问题，更没有出格的行动。自此之后，我还建议他们今后同学之间更要加强联系，互相帮助。在这方面热心的陈丽军(清华博导)做得很好，既牵头在京组织了校友会，又为每届进清华的校友搭建相聚的平台……每当新年我收到各地学子寄来的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贺卡，真像一股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发出情不自禁的感叹：“我真欣慰!”我也往往以“收藏师生真情，培育高尚人生”的贺卡给以回礼!

追根寻源，思潮滚滚。最近我收到表哥胡序威从北京寄来的《胡愈之对春晖情深谊长》的文章，仔细拜读后，更使我深层次找到姨父胡愈之与春晖的渊源。胡愈之父亲胡庆皆与王佐是上虞丰惠同乡挚友，又先后担任过上虞县教育会会长，与陈春澜先生有过较多的交往。所以胡愈之曾经说过“陈春澜办春晖，我父亲是出过力的，我对春晖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曾三次到白马湖畔会友，二次到春晖中学校庆题词。在1961年，为春晖中学40周年校庆题写了数百字的贺词，倾注了他对教育、对故乡、对春晖的无限深情。记得在1981年筹备60周年校庆时，领导分工要我负责请胡愈之题写贺词。开始我跟胡愈老联系，他推说年纪大，手发颤，字写不好，不想再写题词。后来通过多方工作，85岁高龄的胡愈老还是怀着对春晖的深情，题写了“庭园满春晖，四化需英才，建设新中国，五讲又四美”。回首往事，都使我与春晖的情更深，距离更近。所以我今天还是提笔抒发“情有独钟”的粗文和一幅“收藏春晖真情，弘扬春晖精神”的对联，向母校百年庆典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