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母亲

禾平

接到父亲的电话，是在我全副“武装”奔往羽毛球场的路上，听说母亲脚跌伤了，便来不及多问连夜赶往离城区近50公里的老家。

母亲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但还是听得出她已在尽最大努力忍受痛苦，我们姐妹几个看到母亲那条肿胀的比原来大了一倍、而且全成紫色的腿时，不禁都流下了眼泪。听父亲说母亲的脚是下午3点多在洗芥菜时滑倒而受的伤，当时母亲以为忍忍就过去了，硬是不让父亲给我们打电话，直到晚上7点多钟，看母亲实在痛得忍不住了，父亲断定一定是骨头断了，才打电话给我。

第二天我们姐妹几个商量后就把母亲送到邻县一家有点名气的骨科医院治疗，经诊断，母亲的脚踝骨严重断裂，如不及时手术治疗，就有残疾的可能。这下可把从未进过医院的母亲吓倒了，她倒不是惧怕住院动手术，而是担心这样会花去一大笔医药费。住在医院的20来天，我们姐妹几个都因为工作忙走不开，只是在做手术那天和隔三差五的去看望一下，都是70多岁的老父亲陪着护理的。不管是自己的儿孙，还是其他亲戚去看望，母亲总是那几句话，“我这人这下可怎么办？这一躺不知要多长时间？花多少钱”？她自己受了多少痛苦却从未在人前提起过。出院那天，我们都为母亲终于能回家静养而高兴，可父母却为了那近万元医药费而愁眉不展，嘴上一个劲的念叨，“儿女们那样辛苦赚来的钱，竟然就因为自己的不小心白白花在医院里”。

自那以后，母亲和父亲似乎就一直生活在自责中，首先是不愿留在儿女家中，说是这样会加重我们的负担；回到老家后，更是省吃俭用，烧菜做饭尽量用柴灶而不用煤气灶，餐桌上除了自家种的青菜就是咸菜煮豆腐；因为母亲还不能下地走路，躺在一楼，我们特意在一楼安装了空调，可父母在大雪天零下四五度时也舍不得开空调；更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母亲的脚刚刚能拄着拐杖艰难行走几步，就片刻不停地干起家务活。伤筋动骨一百天，医生说过，象母亲这种情况，最起码也得四个月可以下地走路，可母亲才两个月就坐卧不安了，春节刚过，她就要父亲翻好屋旁的土地，规划好每一寸土地的用途，等能下地，青菜、茄子、花生、蕃薯等什么都要种上，她说，我们为她花去那么多医药费，她要种很多菜，好让我们少花买菜的钱。

说来也怪，母亲脚受伤的那段时间，村里相继有好几个老人跌伤，因为受家庭经济和交通等条件的限制，有的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留下了后遗症，或承受了更多的痛苦。母亲对此感慨不已，在人前人后常夸奖自己的子女孝顺，左邻右舍对我们姐妹几个也是啧啧称赞，父母也因此赢得了许多羡慕的目光。

每当听到母亲和邻居说我们孝顺的时候，我心里总不知是什么滋味。为父母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父母却为此常感不安，好象自己犯下什么大错误，而我们却成了孝的楷模。孝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而赡养父母、为父母治病是子女的义务和责任，这两者等同吗？能混为一谈吗？

记得有一次去市区某大商城购物，在一个没什么生意的柜台前，我听到两位营业员的一段对话：“你婆婆活不了多久了吧？”“她才不会死呢，中午还吃了一大碗炒饭。”听得出这位媳妇对婆婆那么不知趣地活在世上有多烦恼。无独有偶，春节在老家听一位与我年龄差不多的邻居说，她现在没什么大事了，最大的心愿是年近80岁的母亲能早点死；更有甚者，有人竟用几万元买断父子关系，而且是父亲向儿子买，因为父亲不堪承受儿子的折腾。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我全身都会透骨的凉。但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对父母又怎样呢？我们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人，不知不觉中已把自己当作城里人，生活状况与生我养我的父母相比，恐怕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差别。不是吗？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高谈阔论物价上涨的原因时，我们的父母却在40多度的烈日下挥锄播种，一心想种更多的绿色蔬菜来减少我们的支出；当我们饱餐鸡鸭鱼肉后花不低的成本去打羽毛球、健身以减少身上的脂肪时，我们的父母却把他们身上的汗水流在猪圈旁、鸡栏边，盼着猪们、鸡们快快长肥，好让我们早饱口福；当我们的儿子为挑一双运动鞋而在耐克和阿迪达斯专柜前犹豫不决时，我们的父母却穿着开了笑口的解放鞋依然舒心地走在泥泞的小路，去为外孙采摘鲜嫩的瓜果。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叫《有没有一张床，给我们的爹娘》，说的是做子女的在城里的房子越搬越大，却总是没给爹娘安一张床。我们倒是每次搬家都给父母留了房间，但总是因为找不到让父母留下来的理由而一直空着。

所以，每当白发苍苍的爹娘和婆婆夸我孝顺时，我心里就酸酸的想：他们真的是老了，连孝顺与义务都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