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酒的父亲

马永灿

父亲的嗜酒，得益于爷爷的“栽培”。

在旧社会，爷爷是个思想前卫的农民，他不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稼穑，挑起夹箩担，走街穿巷做游商，把家调持得比较殷实。爷爷喜欢喝酒，冬酿米酒、夏蒸烧酒，一年四季酒水不断。爷爷先让刚学会吃五谷杂粮的父亲吃酒浸枣子、烧酒杨梅，以给父亲“启蒙”。接着在自己小酌时，也为父亲斟上一小盅。很快，尚不更世事的父亲就初谙并恋上了酒的品性，从此和爷爷持杯对酌，与酒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生养我们7个子女，负担很是沉重。后来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当时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父亲只有在梦中与杜康相邀。困难时期过后，生活依然艰难，偶尔碰上一次喝酒的机会，父亲就会喜形于色。这时，他总是连手也顾不上洗，就匆匆在桌前坐下，面色慈和地端起酒碗，啜上一口抿嘴细品，然后搛一点菜慢嚼。就这样悠悠地喝着，可以沉醉一个黄昏，生活的苦和累，随酒流进肚里。

实在禁不住对酒的思念，父亲也会在上街时，横下一条心，走进那爿独自为尊的大众饭店，打半斤黄酒，称两毛钱猪头肉，过一回瘾。父亲喝酒上脸，三四里路走下来，仍然红光满面。母亲见了便有些不悦，免不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父亲则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坐在一旁低头不语。也难怪母亲，在鸡屁股里死抠油盐酱醋的她，生活对她是何其的难呵。

曾经跟父亲吃过一顿饭店饭，那是我人生第一回在饭店吃饭。那次父亲从瓜田那里趸来200多斤脆瓜、黄金瓜，翌日清早，用手拉车拉着去4公里外的小镇上卖。那天生意不好，一上午才卖了4毛多钱。到午饭时分，饥肠辘辘的我们走进了一家小饭店。袋里仅揣4毛多钱的父亲，在价目牌前犹豫了好长时间。最后，服务员送到餐桌上的是一份蔬菜，一小碟猪肚，两碗饭。显然缺了父亲心仪的“杯中之物”。吃饭时，父亲只搛了两片猪肚，几乎让我独享了难得一遇的美味。

父亲生活上随遇而安，对我们儿女从不要求什么。我参加工作后，一次父亲来看我。回家时我送他出来，在厂门口分手时，我塞给他10元钱，让他买点酒喝，他却死活不拿。两人推让间，倒把我刚穿上的工作服扯掉了两颗扣子，钱却仍旧推还给了我，弄得我只好无奈地笑，也引得在旁的几个同事善意的笑。

后来我们都大了，父亲也老了。但老了的父亲酒量反而见长。也许是父亲酒量本来就大，只是囿于无奈的现实，才使他不得开怀畅饮。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父亲，酒的来源自然已不成问题，不仅他自己有能力购买，姐姐和妹妹不断予以孝敬，我们几个兄弟也会拎上一些。面对“酒源充足”的父亲，对喝酒的量依然把握有度，决不放纵。父亲的喝酒似乎是那种“花要半开，酒要微醉”的境界，控制得颇有分寸。父亲喝过酒后，话语依然不多，只是显得精神很好，相当乐观，冷不丁说句把笑话，调节餐桌气氛。

父亲一生嗜酒，“酒龄”远远超过70年，而我们几个兄弟几乎都没有得到“真传”，只有小弟有点“作为”，但与父亲相比就不免逊色。父亲迟暮之年的喝酒，几乎达到了与酒形影不离的程度，用一句稍事夸张的话说，就是“两眼一睁，喝到熄灯”。父亲四五点起床，啥事不做先喝酒；中饭时照例布碗独酌；下午3点光景也少不了要“润润口”；晚餐大都与小弟对饮；睡前再“暖暖身子”。直到4年前的春节，素来健康无恙、精神矍铄的父亲，酒量才骤然锐减，神情也随之恹然。

父亲被查出肝病的时候，医生已不让再作任何治疗。病榻上的父亲仍念念不忘终生为之迷恋的酒，吃不下稀粥的他，让姐姐或妹妹喂几调羹黄酒；弥留之际，已经数日滴水不进的父亲，还要我们用筷头沾一点酒水，湿润他的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