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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直抵人心

尚 文


音乐,是神奇之物。肖斯塔科维奇说:音乐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其实,生活中有着太多苦难的我,每每总是从音乐中得到解脱的。

尤其捱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收录机风行之时,我差不多领略了国内外一些名家的音乐魅力。自然,有名家音乐相伴的日子是温馨的,但有时亦不免苦涩,但终究是慰藉心灵的。无论是听阿炳的《二泉映月》,还是听西诺波里的《未完成》,往往总是引发我对苦难生活的回忆:当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劳动。夏季“双抢”,田里,瘦弱的父亲,挑一担不下一百二十斤的稻谷,踉踉跄跄地行走在窄窄的田塍上。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稻田里拾田螺,一边愁绪满身地送父亲远行。烈日下,父亲的背影越来越小,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阿炳与西诺波里在情感的诠释上是那样的相似,他们精细、老当,把情感层面的细节剥离得淋漓尽致。他们稍有起伏的平静像是在唠家常,轻轻抚慰与触摸天地之灵、人世之性,不知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

是啊,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最简洁、最友善的语言,也是人类用于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古往今来,人们借之于音乐尽情表达和宣泄内心感受,换言之,它可以直抵人心。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从音乐中感受到了宇宙的和谐,孔子从音乐中听出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征兆。一个跳动的音符可以穿透民族、地域、文化、宗教的壁垒,而且还能够沟通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据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关系依然不佳,但是,咏叹爱情的歌曲,穿越了两国的国界,感动着两国人民。现在巴基斯坦音乐家的歌曲,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两国联系起来。印度年轻一代对巴基斯坦乐队的喜爱,做到了政治家难以做到的事——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关系。音乐的神奇、魅力,从中可见一斑矣。

音乐,是穿越国界的,或者说,一个好的音乐作品,有时则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化身份证。前些年,因工作关系,我接待过来自欧美的一些自由撰稿人。当介绍本地文化历史时,他们对虞舜、王充、曹娥等表示了不曾了解的遗憾,然而,当我们播放缠绵悱恻的《梁祝》音乐时,他们竟脱口而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为家乡成为“梁祝”故事传说地而骄傲,更为“梁祝”音乐的经典而感奋——“梁祝”音乐,成了我们走向世界的桥梁。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其总是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小到与单个人为伴,大到与全球人为伍。据报载,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到1948年伦敦奥运会,不仅进行体育比赛,还进行了包含着文学、绘画、建筑、雕塑和音乐的“缪斯五项艺术竞赛”,两者享有同样的地位。如今的奥运会赛场虽然已经没有了艺术竞赛,但浓缩了种种艺术形式的奥运会开幕式成为了另一种方式的艺术展现。透过一首歌曲、一个舞蹈、一段表演,东道主的价值观念、文化积淀、审美情趣、艺术品位得到了诠释。

在当代,借助新技术的翅膀,音乐的震撼力更加彰明较著。不必说“同一首歌”,单论各地举办的比如慈善捐款、民工之夜等一些大型主题音乐晚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旗下,以音乐特有的细致入微、痛快淋漓的表现力,将每一次活动的主题融入律动的音符,发出共同关注、一同参与的心声。如果说,用轰轰烈烈的音乐手段传播理念、倡扬行动、呼唤良知、引发共鸣,是这些主题音乐会的意义所在的话,那么,这些活动便是展示了音乐人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其音乐本身就是从社会深层意识中提炼的一种声音,是一种社会群体意志和憧憬的集中体现。

像世界音乐宝藏一样,中华民族的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许多古老的作品历经沧桑,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光芒。同时,也有许多音乐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作为束缚人民的“礼乐”制度,或者是从御用的“教坊”中产生的专供统治者取乐的音乐,而真正流传于人民大众之中的音乐才是最具隽永生命力的一部分,尽管其中也不乏粗陋简单甚至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我一直以为真正的音乐,它的词讲述一段故事,释放一种心情;而曲子则包蕴万千意味无穷,优美的旋律可以一直流到心里。听民乐,有时自能臻于这般境界:听那箫管里逸出的天籁之音,传递《阳光之叠》的一缕离愁、《关山月》的一把苍凉;听那清脆悦耳、流畅如泉的古筝,说一个“知音能有几,高山流水,伤心永断伯牙琴”的故事,说一段“好梦渺难寻,白雪阳春,绝调竟成广陵散”的传奇……听民乐,其实就是在听历史深处的回响——民乐里有渐行渐远的唐诗宋词,有遥远苍茫的古风古韵。

历史前行,社会进步,音乐的使命不绝。因为时代前进了,人们的需要也前进了。然而,乐坛的情形并不容乐观。有专家指出:为大家所喜爱,广泛流传的群众歌曲、儿童歌曲还太少;通俗歌曲中的低俗倾向需要端正;歌剧、音乐剧中缺少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现实题材;交响乐创作中片面强调现代技法,强调所谓和世界接轨,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时代生活、脱离群众需要的现象已经存在了一个不短的时期,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尚没有一部受到普遍欢迎的新交响乐作品问世。

著名词作家乔羽更直言不讳:我们现在的歌词创作不缺数量,也不乏名家,就是缺少“大家”,没有“大家”的时代不算是时代。写歌词若此,创作曲子亦同样式微。乔羽将目前歌词创作的状况和历史相比,认为现在顶多算是初唐,因为初唐还有陈子昂,有“初唐四杰”,而现在的歌词界还没有能和他们匹配的人物。作品与时代血肉相连,是创作成功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聂耳,一生只有23岁,从事音乐创作只有4年时间,没有进过音乐院校,但其作品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冼星海写《黄河大合唱》,才5年,其作品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面前,我们该作何感喟呢?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太多感动的社会。著名作家陈世旭说得好:“无数人在感动中心灵为之怦然,冰雪为之融化。‘感动’树起一种让整个社会动容的精神标识,成为民族人格史光明面的绚丽篇章。所有让人感动的人物或震撼或平凡的事迹成为人们生命中久久不可抹去的感动因子,他们的精神日益外化为整个社会的追求和目标。所有产生广泛而强烈共鸣的‘感动’都与社会公认的价值判断相一致,与大众的精神追求相吻合,从而成为一种震撼,一种洗礼,一种民族良知的凝聚和弘扬。”这个产生了感动的广阔社会,这个产生了感动深远历史的伟大时代,更需要我们深情放歌,去唱出赞美的旋律。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好的作品产生于时代风云之中,作者也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洪流,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作品反映了时代,时代造就了伟大的音乐家。改革开放,是我国新的伟大革命,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有理由期待那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作品横空出世,有信心翘首具与时俱进精神的艺术辉煌能够再现。广大音乐工作者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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