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个性与尊重创造

益尔

一个人没有个性，便失去了自己。生活中一味的模仿之所以不可取，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抹杀了个性。不能保持自身的个性是一种“懦弱”，不能尊重别人的个性是一种“霸道”。因而，保持自身的个性和尊重别人的个性同样重要。

使用人才、管理人才、尊重人才的个性，则尤其重要。有时，尊重个性便意味着尊重创造。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任教，其个性更是独特。他在讲授隋唐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乍听，够傲了吧？口气够大了吧？可谓个性十足，然而，谁能否认其的满腹经纶呢?其表面上的“傲”，其富于个性的“傲”，恰恰是其治学路上永不屈服的独立精神的折射。

要知道，他对学生讲课，能用十四门外语来比较研究，1946年视力几近失明后，不能看书了，但记忆力惊人，需要查资料，他告诉助手，所需资料在某书某页上，一查，分毫不差。难怪胡适评价他：“寅恪治史学，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对于这样一位大师、大家，自须尊重其个性，包括关心他的生活。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揪了出来，经有关领导指示，他才没被打成右派。陈寅恪视力差，中山大学校方奉陶铸之命特地为他在楼下后门建造了一条白色水泥小路，使他能够依稀辨认，便于往返散步。毫无疑义，如此关爱，如此尊重，正是令他双目失明、右膑骨折后，依然坚持教学与研究，并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问世的根本原因。所以，看一个人才，要从主流和大节上去看，不能以偏概全、求全责备。领导者要体现爱才之心、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艺。

其实，人才没有一点个性，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才，对于学者、教授、研究员、名人则更是如此。这些人，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知识比较渊博。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独立思考，而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往往会有独立的见解。如果说，个性就是特殊性的话，那么，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就是特殊性的东西。或许，它可能不全面，不完善，但它能启迪人，有利于人们多角度地审时度势。可以想象，大学里如果没有特立独行的教授，没有异想天开的教授，没有教授的逸闻趣事，则很难想象，上世纪上半叶能出现那么多优秀人才以及科学、文化繁荣的景象。

还不能不看到的是，这些人的个性还有性格、脾气上的特殊性。现实中，一些奇才大器者往往个性鲜明、瑕瑜互见。或许，其讲话直率，有时提意见甚至还带点刺，但终须看到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作为一级组织、一个领导，我们必须豁达大度有雅量，首先要以尊重之态对待他们，千万不能将其个性作为缺点，以至不惜采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手段来歧视他们。这方面的教训，自是至为深刻和惨痛的。马寅初，是一位性格执拗、率真求实，不媚上、不媚时、不媚俗之人，1955年他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新人口论》等，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认为，我国人口增长太快，影响我国资金的积累，主张控制人口，并提出了一些有益有效的建议。然而，由于康生等推行“左”倾路线，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一度受到错误的批判。其时，有些好心人劝他立即退却。然而，个性执拗、书生气十足的马寅初又哪里听得进去，他抱定愿为真理而牺牲的决心，又在《新建设》1960年第l期发表《重申我的要求》。其最后的可悲结局，自是可想而知。除了其个人，这种不尊重学者，不尊重学术，不尊重知识，包括不尊重学者个性的做法，其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损失还小吗？

加强创新，自须营造“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不唯他、只唯实”的文化氛围。而鼓励各种人才敢于想前人没有想过的问题，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关键亦在于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尊重和善待新生事物，不要泼冷水，要多加鼓励，包括要认真听取和保护那些看似脱离主流、有悖传统的观点和意见。要知道，你尊重或者容忍了他们的个性，你才有可能赢得他们的尊重。而一旦关系融洽了，氛围形成了，那么所谓“崇尚集体精神和强调个人成长、发挥作用”，才能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而所谓引领创新，培养一大批善于发现和运用新规律来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未来社会的创造者，也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