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民的记忆

金 笛

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或家有红白喜事，总能看到一个衣服布料质地很一般但打扮得清清爽爽的女人，倚在大门外的“摇门”旁，一边或说着道喜的祝贺语，或说着表示哀悼的致词，能说会道，滔滔不绝，而且一套一套的，有点儿像唱莲花落的味道，一边伸手讨要属于她自己的“份子”。这“份子”，多的几块钱，少的则是几块年糕几个粽子之类的年货，也叫“随喜”。据长辈讲，堕民都是有着自己势力范围的，在一个村子里，哪几家或哪一片是专属于她的，别的堕民不能染指，否则，便侵犯了她的权益。这是堕民之间的“村规民约”，神圣不可侵犯，否则便会引来公愤。堕民并不是乞丐，只是抽着她们名下的“份子”，显得那么天经地义。有时，特别是遇到红白喜事，她们也会发动家人主动帮忙，吹打弹唱，烧火洗碗，都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其中出色的女性似乎又称为老嫚，连在势力范围内的人家姑娘小伙的做媒说亲全包了，甚至“邻家有女初长成”，她都是睁大眼睛瞪着看着，那是她的“大笔生意”。在我们东关道墟一带，老嫚似乎便是媒婆的别称。这些老嫚，走东家，串西家，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巧舌如簧，口绽莲花，个个都赛如“阿庆嫂”。

男的呢，最常见的则是挑着一副担，竹编的，长筒形状，一只竹筐上还有一个盖，上面是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个特大型大饼状的酱结糖，手里拿着两片铁板，铲形，一块铁板还磨成刀般的锋利。平时，他们走门串户，用那两块铁板敲击着，当当声清脆而悦耳，传遍整个村庄，一边还喊着“兑糖啦，换鸡毛鸭毛鸡肫鸭肫破布头啦”，那是他们的职业招牌。只要他们来了，呼啦啦围上去最多的是小孩子，纠缠着自己的母亲奶奶赶上前，去换那馋嘴的酱结糖，这可是当时我们小孩子眼中的顶尖美食。那些农村妇女呢，则是去换些针头线脑，以作平时缝补浆洗之用，此时的兑糖担便具有小货郎担的性质了。当然，这些兑糖担也兼营着收购古玩玉器的营生，把不识货的破落户的古玩玉器，以低价收购了，自己又进行清洗修补，再以高价出售，赚个差额，其中高明的又成为民间鉴别和修补古玩的大师，此时身份又转化成 “朝奉”。我就看到过一个兑糖担曾收购了一家破旧的宁式眠床，四周的扶栏和上框都雕刻着精致的花花草草、《三国演义》之类的民间传说。因为东西太大太多，他的兑糖担盛不下，过了几天，便拖了一辆钢丝车，还叫来自己的老婆儿子一起帮忙，七手八脚装了满满一车。据他自己笑滋滋地说，这次赚了一个钵满碗盈，因为已经找到一个好买主，一年的收成全在里面了。至于到底卖了什么价，打死了也不肯说，怕的是那个出让眠床的“东家”反悔，只是把自己担上的酱结糖叫我们这班小孩子随意吃随意拿，算作他的请客。

文革期间，因为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小商小贩当然属打击之列，那些兑糖担似乎烟消云散、不见踪影，偶尔看到的，也有一种做贼当小偷的味道，眼睛滴溜溜地转动，唯恐“红袖套”突然出现在眼前，毫不留情地没收了他的吃饭“家生”。改革开放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重操旧业，收购废铜烂铁、鸡毛鸭肫，就此一部分人也便迅速发了家致了富，大的竟成了“破烂王”。八十年代初期，有一部电影就叫《破烂王》，而且还配了一只很优美很粗犷的同名歌曲，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反映的就是这些破烂王的生活经历，但就是不知道那电影中的主角原先是否也是堕民，是否也是兑糖担出身。
在我们这儿，最著名的堕民村便是东关街道的彭家堰。早些年经过这个村，总能看到家家户户的院里子，堆着一堆堆废铁、汽车轮胎、酒瓶罐头，码得整整齐齐，犹如一座座小山丘。凡是那些小山丘堆得最高的人家，都一律盖起新楼，在当地算是殷实人家，令人眼红。他们应该算是时代的弄潮儿，属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的一族。随着时间的推演，现在这儿还建起古玩玉器专营市场，就在国道边，每逢周二、周四的早晨，总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看民间淘宝节目，专家跑到河南去鉴定民间之宝，竟然看到有一个收藏爱好者拿出一对玉簪，并说是在浙江上虞淘来的，专家鉴定是上等的和田玉，市场参考价在五万元以上，而当时他只花了六百元便一举搞定，也是赚了一个钵满。我并不眼红他赚这么一个“大差额”，而是惊叹彭家堰村竟有这么大的知名度，连远在河南的淘宝者也知道这个小地方，也急巴巴赶来这儿淘宝。现在东关籍最大的企业家应该数张志祥吧，家大业大，而且在河北被评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宁波的北仑区也创办有很大的公司，而且还是炼钢厂，是我们上虞人在外创业的成功典范。他的祖上是否堕民，不得而知，但只知道他的父亲也曾经干过收购废铜烂铁的营生。

堕民，在封建时代，那是一个蔑称，但我以为堕民那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十分勤奋十分刻苦，为了生存，女的不惜抛头露面，男的不惜肮脏污渍，甚至不顾别人轻视的眼神，默默地劳作着，不舍昼夜。这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