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错不成书”的反思

虞舜客

近日，中国编辑学会联合36家出版社发出倡议，向社会郑重承诺决不让不合格的精神产品危害社会。这个承诺，也意味着2007年全国“出版物质量管理年”正式启动。这项活动的背后，是近年来我国出版物编校质量下滑的严重态势。在我国目前出版的各种出版物上，语言失范、逻辑混乱、违背常识的错误时有发生，以至“无错不成书”似乎成了一种常态。(见2月2日《人民日报》)

应该看到，过去的30年是中国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诞生了大量的精品图书，图书品种已经激增到20多万种，从而大大满足了群众的文化需求，但也不能不看到，与数量增长相比，部分图书的质量出现了惊人的下滑，语言失范问题严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现在有些图书，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传播着错字与病句，都在传播着常识性的错误。“说得重一点，是每时每刻都在破坏着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其严重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的直言，终让我们警醒。

对于图书出版业而言，做大规模是必然的目标和趋势，做大规模自须追求数量，因为没有数量就没有规模。但在追求数量的同时，尤须追求质量。否则，数量再大，规模再大，没有质量，数量与规模便无意义，更遑论做强出版业!

图书出版出现“无错不成书”的窘境，既暴露了一些作者语言文字功底浅薄及其心理浮躁的问题，也折射了一些出版单位惟经济效益是求，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因此，扭转“无错不成书”的现象，保障图书的编校质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杜绝“无错不成书”现象的出现，除了学校教育要很好反思，须从应试教育的窠臼中跳出来，切实重视素质教育，帮助学生打实语言文字功底，以期提高我们广大作者和编校人员的整体素质而外，对出版单位而言，则须强化质量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主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与此同时，更应加强对广大编校人员的严格管理，实现在严格管理中保质量、出效益。

好的图书，质量上乘的图书，固然是作者写出来的，但同时也是编校出来的，从中无不凝聚着广大编校人员的心血汗水。众所周知，质量体系有两道防线：一是编辑以作者原创作品为对象，通过审读加工，改正其中的错误，使书稿达到出版水平；二是校对以编辑发排文本和依据该文本排版打印的样张为对象，将校样与原稿对校，并依据原稿改正排版差错。然后，通过通读检查，发现并改正原稿中可能存在的差错，弥补编辑加工的疏漏，从而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从这个意义上说，编校工作并非简单的重复劳动而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因而，对于编校人员来说，肩负责任重大，必须强化“守土有责”意识。

突然想到了《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尽管其时1967页上卷的出版，其错误和缺点只大约为每100页出现一次，但他还是说：“一看到这些地方，我就恶心，像吞吃了苍蝇。它们总像针刺扎在背上，有时还出现在噩梦里，不得安宁。”他还多次关照同仁：“一定要细编细审细校，一定要把下卷以优于上卷的质量，按期送到读者手里。”后来，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图书评奖活动中，《英汉大辞典》获得一等奖。英国《牛津英语大辞典补典》主编伯奇菲尔德说它“可望成为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辞典之一”。从中，是不是凝聚着主编陆谷孙教授与编校人员为自己把不好关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如坐针毡的这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呢？

提高图书出版质量，避免“无错不成书”现象的出现，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个读者，理应成为业余的编校员，并成为图书出版的监督员。国内有本刊物《咬文嚼字》，创刊于1995年1月，是中国出版界第一份纠正社会语言运用的刊物，它以专门“咬”文字差错而闻名，从“咬”报纸、“咬”广告、“咬”电视节目，发展到“咬”一些全国知名作家。它并不仅限于纠正错别字，而且还纠正出版物中各种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方面的错误。创刊12年来，它还发起了多次规范语言运用的社会活动，让语言差错得到了全社会的监督。与此同时，读书界还活跃着一批“挑刺高手”，他们恃自己所长，对一些报刊、图书上出现的问题，无人不“挑”，无所不“挑”。这本小刊物、这些小人物所起到的大的影响，无疑启示我们，全社会的参与，其作用不可低估。

图书差错率的直线上升，一定程度上说，反映了国人对民族语言的轻视，而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不但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因此，包括编校人员在内的全社会成员，必须将制止“无错不成书”现象的出现视为纯洁祖国语言的一部分，视为像已故前辈汪道涵先生所说的那样，是“维护中华文化大厦”的大事，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投入其中，抓紧行动，务求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