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下午，当我惊闻著名茶人刘祖老已于当日凌晨5时多去世的噩耗时，竟一阵目眩，眼泪则恍如决堤之水，夺眶而出。
自得悉刘祖老患了绝症以后，对于刘祖老大限的到来，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我没有想到它来得如此之突然，给人一种正在演奏中的乐曲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啊，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我曾先后五次前往医院探望，即便是相见的最后一次，虽然其尚处在昏迷之中，但从生命体征看，他是能够挺过新年的，可死神之手最后竟无情地硬将他拉走。过分突然的诀别，固然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离去的方式倒也符合刘祖老的性格。刘祖老是一个重理性、自制力强、待人待事精干爽利的人，他忠厚宽宏，虚怀若谷，从不计较名位，永绝意气之争，颇有圣人提倡的温良恭俭让之美德，更有明澈见底的性格和一种从不设防的作风。我想人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生命终止的方式，大概多数人都不愿意长期卧病在床，都会羡慕刘祖老这样免除了最后反复受病情折磨之苦的结束方式。这也许是我们在痛悼刘祖老的时候，可以稍稍告慰于刘祖老家人的。
作为当代茶圣吴觉农的弟子，一代茶人，刘祖老自是以生许茶、一生事茶。在医院抢救期间，每当其从昏迷中渐渐醒来之时，儿子育平问他：“爸爸您现在哪里？”他竟脱口而出：“我在茶场!”边说边从嘴角边漾出笑靥。有一次，我去探望他，适逢其刚刚缓过神来之时，他一边与我寒喧，一边对陪伴的两个儿子说：“那个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召开的茶叶工作会议快要结束了，我过两天一定要去参加!”此时，刘祖老一脸的严肃，再无笑容。后育平告诉我，前几天病情稍有好转，刘祖老就要下床赶去参加会议，这怎么可能呢？家人的“百般阻挠”，自弄得刘祖老十分不悦。今天，他是借着我在现场，故旧话重提，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然而，一边面对这样的病情(刘祖老自己不知情)，一边面对刘祖老这样执着的决心，我亦好生尴尬，于是我选择了这般“外交辞令”：“刘老，再看两天吧，如果身体恢复得可以，我做他们的工作，送您去开会，如何？”尽管刘祖老还是紧绷着脸，但从其微微点头的无奈里，我知道他终究还是接受了我的“斡旋”。
一代茶人走了，但他对茶叶事业的热爱，永远地留给了后人。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刘祖老就聆听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教诲，学育茶之经，谙壮茶之道，悟事茶之理。他踏遍茶山，寄情茶园，从茶林中吸吮灵性，在茶树里放纵自己的情感，他要让茶叶的世界在茶人手中绽放美丽，释放芬芳。刘祖老苦心孤诣于他的茶山、茶林、茶园，对自己心中的理想，有着大山一般的坚定，他怎能忘怀当年与老师吴觉农先生一起创办上虞茶场的艰辛？怎能忘却自己创建上虞市茶叶技术学校的苦涩？又怎能忘记自己当年在苏联重要科学刊物上发表多篇茶叶科研论文，尔后又成为我国赴非洲贝宁援外茶叶专家考察组长，为祖国茶业争得了茶誉?魂牵梦萦，刘祖老的茶叶情结，到底是挥之不散的，以至到了离休，他依然深爱着与他朝夕相处的茶园。正由于他四处奔波，四方张罗，于是上虞才有了全国首家民办茶叶科研所，刘祖老麾下还有了“舜江茶园”这一科研基地。晨曦透过浓雾，淡淡地映照在舜江茶园，自给茶园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刘祖老缓缓地穿行在茶垅间，犹若在时光交错边缘游弋的精灵，吸纳着日月天地的琼浆玉液，并时时反哺着他心爱的茶园。茶园似乎也很通灵性，不是吗？经刘祖老“春茶以前催芽肥，夏茶以前接力肥，冬季施足有机肥”这番匠心独运的功夫，茶园竟茂盛翠绿，清香流溢。更兼他指导茶农分时分批采摘的一芽二三叶和现采现制的天坛牌3505珠茶，以其色明、香郁、味醇而成为国外茶叶商的抢手货，从而令“越茶”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1999年春茶初上市，刘祖老带着几位年轻的茶叶专家三上卧龙山，奔四明山，赴覆卮山，现场指导摘炒制作龙井茶。为此，茶农王松满炒制的“舜毫”茶竟卖出了每公斤一千元的好价钱。茶荣人亦荣，1992年12月他被授予“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了胡锦涛同志的接见。而尤其令他一生难忘的是，胡锦涛同志给其颁奖时，亲切地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当知道他是搞茶叶科研的，便热情地勉励他再接再厉，为茶叶事业新发展作贡献。每每忆起这个感人的场景，这个生动的细节，刘祖老倍受鼓舞，倍感振奋。这个细节，他不曾与人说起，我亦是在其最后一次到我办公室谈工作时，经我细细追问，他才告诉我的。我明白他何以不说的原因，他自是要将胡锦涛同志的谆谆嘱托化作自己默默的行动。
刘祖老既是茶人，亦是文人。刘祖老出版过自己的专著，这自凝聚着他大半辈子以来对世界、对历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和顿悟，对人间沧桑的叹喟，深含悲天悯人的情思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主旨只有一个：求索。对人性真谛、对人类命运的不断求索，对茶叶事业的不断求索。更值得一提的是，刘祖老还是一位诗人。虽然写诗只是他的余事，却也是他人格的投影，生命的结晶，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艺术参照。他无心做诗人，但他那持久不衰的生活热情，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学功底，娴熟的表现技巧，却使他每有所作皆臻佳境，成就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后学如我辈，从这里难道不可以悟出许多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么？他著书，他也爱读书。就在他住院期间，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放在病床一角的书籍。要知道，书籍、知识之于刘祖老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住在医院，他就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他足以抵抗漫长的寂寞。我想，即便他后来已不能看书，但知识给他的思想自能激活他自己的回忆，哪怕这些回忆是苍白的，思想也能从那苍白中挤压出最后的意义。
因为茶叶，因为茶文化，更令他与一些文化名人有了甚密的交往。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王旭烽，就是其中一位。因了搞茶叶的缘份，早些年慕名而来的王旭烽，欣然应邀吃住在了刘祖老家。知道她动笔写《南方有嘉木》，刘祖老一口气写出了与老师吴觉农先生交往的一万多字的素材。之后，他又陆续把两万多字积累的相关材料整理后交与王旭烽。在城区龙山上吴觉农先生的墓前，刘祖老双眸噙泪把自己对恩师的感情再一次讲与王旭烽听，希望她理解茶，理解茶人，继而很好地理解茶文化。他还不顾高龄引领王旭烽实地到四明山、会稽山茶区寻觅茶圣的足迹……正如王旭烽所言，
自己能够如愿写完一部茶叶世家的兴衰史，是因为背后有着像刘祖老这样的真诚无私的支持者，亦难怪王旭烽在赠与刘祖老的《南方有嘉木》扉页上，写下了“薪尽火传”这样四个耐人寻味的字。
在与刘祖老交往的文人中，大凡离不开一个茶字。他生前多次与胡愈之、郭沫若、夏衍、丁玲、骆宾基、楼适夷、萧军、萧红、黄源、谢晋、刘蒙天、刘文西、叶文玲等文化名人品茗拉家常，而且还给他们其中几位寄送过家乡的茶叶。尤其是对中国美协副主席、黄土画派创始人、中国著名画家，亦是刘祖老堂弟的刘文西，刘祖老不仅每年新茶上市之时给其寄送上等好茶，以慰藉其乡情，对难得回家乡嵊州一次的刘文西，刘祖老又精心策划，特意安排他去嵊州与上虞交界的上虞茶场参观。作为在场人，我自是见证了当时那个生动场景：看着那片神奇的茶园，刘文西大师又是拍照又是写生，并兴致勃勃地说：“下次，我要到这里住上几宿，专程来这里体验茶农生活，搞些写生创作？”“好啊，只要你来，我一定亲自陪你？”刘祖老赶紧发出邀请，而当兄弟俩的目光相遇时，笑声随即响起，并久久回荡在偌大的茶园上空。
而今，远在西安的刘文西大师尚不知情，假若他闻知堂哥刘祖老仙逝的噩耗，他定然会悲恸万分的。兄弟俩不是约定要再次在上虞茶场聚首的吗？堂哥刘祖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不必说刘祖老与刘文西大师有过约定，刘祖老亦曾多次在我面前，以至在一些公开场合说过，他一定要活到“茶寿”(亦即一百零八岁)。我总以为，凭着刘祖老的身心修养及其目前的身体状况，健康地生活到“茶寿”是没有问题的。可好，他到底还是走了，谁也拦不住。其实，他又何以自己想走呢？他是多么热爱生命、热爱茶叶事业呀，他还有属于自己的多个五年计划，他还要登攀新的科研高峰。当他再次当选为市科协名誉主席以后，他曾悄悄地对我说：“当名誉主席，不能光图名，可要干事哪!”可生命就是这样脆弱。
人生如梦，如梦人生。无梦之人生，是庸庸碌碌的，浑浑噩噩的。有梦之人生，是多姿多彩的，有滋有味的。刘祖老自是珍惜自己的梦，他始终追逐着属于自己的那个璀璨的梦，他是在追逐中不幸离开我们的。刘祖老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他虽是带着遗憾走的，带着未竟事业走的，但他没有悔恨，也不应该有悔恨，因为他付出得实在太多太多，包括他留给我们的那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深爱着他的家人，但他没有丝毫的溺爱，他对儿女孙辈的教育十分严格，他与爱妻赵合轩老师曾起草了一份“五必”示儿书，要求家人“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财必清廉”。这样的家风，这样的教育，自是深入子女孙辈们的心灵，变成他们精神的组成部分。住院期间，在上虞日报社工作的孙子刘盼去医院看他，他一边催促他回去工作，莫要耽误了工作，一边叮嘱他做记者一定要讲良心讲道德讲社会责任感，一定要深入基层，反映真实情况，为群众鼓与呼。在良好家风的感染下，儿女孙辈们自是争气，他们在家孝长辈，在外敬事业，且在单位个个都是先进工作者，这自是让刘祖老夫妇一生宽慰，且以为是家庭最为丰厚的精神财富。而更令人感动的是，去年他公开出版的《茶人刘祖香》一书中，他竟收录了老师吴觉农先生给他的一封批评信。原来，上虞县志第二期稿有关茶业方面的文字，吴觉农先生看了甚为不满，直率地进行了批评，且措辞颇为严厉。尽管这个章节不是刘祖老起草的，但面对老师的这个批评，他自是虚心接受，他觉得自己至少在把关上疏忽了。本来说，这样的批评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他竟出版在了书籍中，亦就是说他干了一件“傻事”。可他乐意，他颇有雅量，他觉得公开这封信，不啻是为了纪念老师吴觉农先生的直率性格和认真态度，更是为了让人们从自己身上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是啊，就在他八十多岁的衰朽晚年，他仍然用自己的独立特行的思想和艰辛劳动，塑造着一个硬硬朗朗的老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其品质的高尚，其境界的高远，从中自可见一斑。
我与刘祖老可谓是一对忘年交了，平日里，他总是隔三岔五要来我处坐坐。其住院前夕，我差不多有半月没有他的消息。出差在外的我甚是挂念，一打电话，电话那边传来的是低沉而嘶哑的声音，他告诉我：“我住院了，身体不太好，你工作很忙，千万别来看我。”第二天出差回来，我急急赶去医院。见我去看他，他的眼里放出光来，看得出，他很是高兴。尽管其时他满脸浮肿，但精神还算不错。当我得悉其患绝症以后，我不敢与他多聊。后来听闻他吐了血，我又赶去看他，但见其脸上黯然无光，且处在昏迷之中……我知道，刘祖老自己始终没有要走的准备，他对家人有许多事要交代，他对包括我在内的朋友也还有许多话要说，可他最终无法抗拒命运。他固然没有对家人作更多的交代，与朋友们也没有说上更多的话，但我笃信，无论家人抑或朋友，是应该明白刘祖老想说点什么、想做些什么的，不是吗？
初春的清晨，陪伴他的是鲜花和音乐，是他的家人和朋友。没有人大声号哭，好像怕惊醒他的好梦，其实是因为人们都记住了他生前曾经的嘱咐，他决不给“别人增添忧愁和悲伤”。亲人们和朋友们以最深沉的情感来和他道别，把眼泪流淌在心底深处。
人类的人文精神是一座广阔而高远的大山，高山仰止，人生渺小，每一个西西弗推石上山的数量毕竟有限，推石上山的方式各有长短，各有优拙，但不论规模与高度如何，只要推石上山有所进展，那就是充实的人生，人生的价值也将附着于人类的人文价值之上而长存不灭。刘祖老走了，他虽然走得匆忙，但他走得很欣慰，走得很踏实，因为他那充实而壮美的人生对得起哺育他滋养他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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