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不了解、不熟悉。一个偶然的机会，按工作需要我参与操持了一个会议，由此接触到了他的资料、他的后人和他的同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精神。那一个高尚的灵魂，就像冬日的冰雪，安详平静、晶莹剔透，它受烈火炙烤后已趋向平和，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以先贤的目光。这个人就是陈养山。
这几天，电视里正在播出《一双绣花鞋》，反映的是建国初期我公安干警和敌伪匪特作斗争的生动惊险的故事。看着看着我就想起了陈养山，这是多么相似的情形：惨烈、危险，光荣、永生……都激烈地交错在一起。陈养山，1906年10月7日出生于曹娥江畔的上虞县百官镇前江村。1925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上虞党史上继王一飞、叶天底后第三个入党的早期党员。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建国前，陈养山是白色恐怖下中共特科之精英，是在周恩来、陈赓等直接领导下的红色“特务”，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地下工作者。建国以后，陈养山曾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是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2006年12月8日，市委隆重举行了陈养山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他供职过的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领导、他的很多亲朋好友，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上虞这片迅速发展的江南热土上，在共建和谐的新时代，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人们一起深切地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人。
少年谋生，寻觅真理。陈养山原名程应驹，1906年出生，家境贫寒。1919年6月，陈养山随亲戚到武汉钱庄做学徒。“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陈养山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位卑未敢忘忧国”，陈养山从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里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4年7月，恽代英同志约陈养山谈话，时间长达六个多小时，这对陈养山来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引导他更加坚定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1924年10月，陈养山被吸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共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向陈养山宣布他已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林育南同志决定，陈养山担任青年团武汉地委武昌地区特别支部的特派员，他所在的钱庄被党的武汉地委确定为交通站，由于来同他联系的人很多，引起钱庄老板的注意。同年4月，党组织就将陈养山调到上海团中央工作。从此，陈养山结束店员生活，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战斗生涯。
革命岁月，出生入死。1927年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共党员人数由原来的五万七千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为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周恩来在他领导的中央军委内部设立特务工作处，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为适应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
1925年5月在任弼时、恽代英同志的领导下，陈养山参与组织了上海“五卅”运动，第二年参与领导了上海闸北区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1928年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参与中央特科的创建。此后在周恩来、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和营救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央特科，陈养山对党的最大贡献就是从敌人内部建立了中央特科第一个重要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在我党的隐蔽斗争史上，出现过“打进去”和“拉出来”两个成功的范例：前者就是以李克农为组长，钱壮飞、胡底为组员，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的核心机密的事例；后者是由陈养山将他所联络的敌特鲍君甫(杨登瀛)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建立我党第一个反间谍关系的事例。陈养山是1926年认识杨登瀛的，关系比较密切，受陈养山影响，杨登瀛对共产党比较同情，1928年杨登瀛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后任高级侦探，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要当侦探，肯定会得罪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帮共产党做事，又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那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于是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养山，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些情报与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陈养山。陈养山把这一情况专门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当时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等领导认真研究后，认为杨登瀛这一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很可靠，但我党地下工作确实非常需要。可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决定在陈赓直接领导下由陈养山与杨登瀛单线联系。我党利用这一关系，获得了许多极其重要情报，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使党员及党的机关免遭逮捕与破坏，还利用情报有力地惩罚了叛徒。如营救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彭湃（后因故没有成功），镇压出卖彭湃烈士的叛徒白鑫等事件中的重要情报都是由杨登瀛通过陈养山提供的。1931年原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同志决定让陈赓与陈养山去天津开展地下工作。正是在旧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云谲波诡、错综复杂的特殊环境下，陈养山等中央特科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斗争气概，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对付反革命的种种阴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共产党人与敌人斗争于隐蔽战线上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
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销，陈养山被党组织派到重庆开辟情报工作，并联络各方社会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7月陈养山被党组织调至西安情报站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在白色恐怖年代，陈养山还成功保护过贺龙同志。1940年6月，陈养山奉调回到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后负责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政治审查工作，并出席了党的七大。1945年至1949年，他参与领导了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工作，领导广大政治干部开展对敌斗争，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彭德怀、刘少奇同志的赞扬。
和平时期，鞠躬尽瘁。建国初期，陈养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等职，为巩固新生政权，夺取“镇反”和“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1954年陈养山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1958年第四届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党组被错误定性为“反党集团”，陈养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并受党纪处分，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厂上班。1960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李克农同志的提议，调陈养山到中央调查部工作，承担为中共党史提供历史资料的工作。他随李克农收集我党情报保卫组织创建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编写了十余万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传记资料。1966年2月，中央组织部调陈养山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不顾身体状况，坚决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心全意为宁夏发展努力。1983年中央撤消了对陈养山、郑绍文等九位同志的处分决定，蒙冤达二十年之久的司法部党组“反党集团”案彻底平反。1978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后，陈养山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顾问、副检察长等职，为检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直到
1991年2月22日因病去世。
“苍松翠柏、铁骨丹心”，陈养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英豪、是忠诚廉洁的公仆，他以不平凡的事迹造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以踏实的脚步踩出了一条正直的人生之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他的无比忠诚。无论在险恶的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他都没有怨言、没有牢骚。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陈养山又全身心地投入，只将工作激情燃烧，高尚忠贞的情操，使陈养山始终没有陷入功劳和冤屈的矛盾之中，他的心中，升起的总是事业的神圣感。
一是他的持身严谨。在崇高的信念支撑下，陈养山始终严于律己。1924年至1940年他一直在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经常同敌人周旋，但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也因此陈养山被誉为隐蔽战线的“福将”。许多人曾问过陈养山，“你长期在龙潭虎穴中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难道你有什么秘诀吗？”陈养山回答道，“没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同陈养山同事多年，深知陈养山的罗青长同志说：“这并非他有什么决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据陈养山的夫人章素贞说，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这样，发生险情可以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能熟悉街巷环境。第二，他不照像。这样敌人不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敌人的追捕。第三，他办事不作记录，凡事都记在脑子里，能避免泄密。陈养山的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老成练达的斗争艺术。陈养山严守党的机密，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直到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组织上向章素贞说明真相，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陈养山一开始只有高小文化，但他酷爱学习钻研，勤于动脑，为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他甚至敢于“以身试法”，他的回忆录中有一张很模糊的照片，是1931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陈养山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用自身试验麻醉药效力时留下的，这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由陈赓亲自拍摄。
一是他的淡泊从容。陈养山从不居功自傲，几十年如一日不计名利、兢兢业业。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已植根后代，他的子女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自力更生，都过得很踏实，并以父亲为荣。他的女儿回忆到，父亲曾对她说：“过去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脑袋是在裤腰带上的，不知哪一天就会丢掉，很多同志被捕牺牲了，我很幸运活下来看到革命胜利。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很多烈士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你们要珍惜，要知足，不能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前辈。”他无私无畏、两袖清风，以他的品格昭示后人、激励来者。
时移世易，我们追忆陈养山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经历的革命道路，梳理他的精神演进历程，那脉络粗细之间，能时时感到他对我们的震撼。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今社会，我们学习乡贤陈养山，就是要通过这样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思想教育，进一步树起我们心中的精神丰碑，走好我们前进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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