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峰山道场”（1）

◎周易

有一个人问圣人：“一个生命逝去了，是不是像一盏灯一样，这个生命的光亮会随即暗淡下来？”圣人说：“是。”“可是，这以后，为什么我们还会感受到这份光亮的温暖？”圣人回答说：“说明属于这个生命的时光还在延续。时光永远不会为一种人停下脚步，那就是用爱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把爱留给这个世界的人……”

在浙江上虞的“峰山道场”，我透过历史的帷幕，发现了这份光亮，感受到了这份光亮的温暖。我不得不感念那苦难的岁月，那些朦胧在岁月尘烟里的人物潜藏着圣洁、肃穆的韵致，是他们虔诚地把佛法像一棵种子一样撒在了古越这块土地上。而此中的流脉，因了日本一个叫最澄的法师的浸淫而日渐丰沛。这在江南众多的佛寺中，该是一个异数！

一

永远透着亘古的宁静和沉着，透着旷世的淡泊和平和的“峰山道场”，留下了先人的身影和足迹，回荡着大师的低吟和浅诵，千余年前的气息似乎依旧在空气中流动，施惠给每一个后来者。难怪有人说：“峰山道场”是一首诗，它用凝重而含蓄的语言，陈述着既古朴又玄妙的哲理，诉说着既美丽又虚幻的企盼；“峰山道场”是一本书，它的魅力不仅在于那幽美的装帧，更重要的是它那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善哉!斯言。

当我驱车来到“峰山道场”，心跳得厉害，蓦然意识到：历史与现实那种难以割裂的关联，居然近到仅仅隔了一扇门。心中仰慕已久，那远在千余年前的佛人佛事似乎会突然间迎面走来，空气里便有了一股清新。我仿佛扑进了千年智者老人的怀抱，充分地享受着那种心灵阳光的沐浴，实质上那是一种慈祥、一种抚摸、一种虔诚。于是，我放慢了脚步，原本烦躁不安的身心像经历着一次菩提灌顶般的洗礼，不思尘世，不念六根，只是静静地承受着道场深处弥漫着的轻松和安静。

峰山，是一处平原孤丘，位于浙江上虞百官。说是山，其实不是山，海拔仅40．3米，远远望去恰似一个低矮的土墩，道场就坐落于此。这里没有参天大树，没有奇峰秀岩，目光所及，无非十数棵松杉杂木，最能引入注目的是道场的十余间小屋、二进三开间殿宇和山上一尊半身石佛。

上虞，乃虞舜故里。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地上，作为地理坐标上的一个土墩、小丘，是那样的微乎其微，以至让人不屑一睹，然而，在宗教文化的版图上，它却是那样的赫然在目。是啊，千余年前，还是面临曹娥江的一个古渡口，却曾耸立着一座有过辉煌历史的“峰山道场”，并且与日本国的佛教结下了师承渊源的不解之缘。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十九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所谓“欧风美雨”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越人古多淫祀，对自然物莫不祭祀崇拜，故自然宗教流传甚早，汉时始有佛教、道教活动。佛教中有一句术语，曰：“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说的是，中国佛教自汉朝白马驮经而来，而到东吴赤乌年时建邺建了江南的第一座寺院。一开始，佛教是在中原一带流传的，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之际，佛教和越地不能说没有关系。东晋政权在今天的南京，当年的建康建立，佛教开始南移，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们才有可能相继来到江南建寺。

南北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痛苦的年代，一面是血腥的战争，一面是渴求宁静的心灵。皇族和士大夫们，纷纷投向佛教，南齐与梁，佛教甚至被奉为国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菩萨，就是梁武帝萧衍。作为南朝的属地越州，正是在这时候扩大了佛教的影响。隋炀帝杨广一方面骄奢淫逸，一方面又笃信佛教，正是在他的王朝中，又促进了南北禅宗合一。盛唐之时，佛寺多多。虽有唐武宗发起的“会昌法难”，但这只是一次短暂而又激烈的毁佛运动，它很快随着武宗的去世而宣告结束。

隋唐，越州佛教兴盛，高僧云集，高丽、日本诸国来华僧人多至境内名刹求法，一时成为江南佛教中心。“峰山道场”的诞生，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亦是其所以跻身江南著名道场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越地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是啊，尽管在不断矗立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峰山道场”正日益减弱着其当年的巍峨和轩昂，但其终究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新古越大地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