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可读”足矣

易子

曾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问西部地区的一个放羊娃，你为啥要放羊？放羊娃说，挣钱；挣钱干什么？娶老婆；娶老婆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是什么？就是为了活命，完成人口的简单再生产。毫无疑义，这至多只是实现了人的生命价值的一半。

作为人，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求知。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这一思想可以说概括了西方哲学关于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荀子也说过：“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两位哲学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却表达出惊人相似的思想。是啊，人是知识的存在。人生活在知识系统内，并通过知识系统来看待一切。人在通过知识系统来看待外部世界时，实质是在同自身打交道；人在反省认识自我时，实质是在运用已有的知识系统来认识和分析自我。一个求知欲强烈的人，必是一个理想追求、精神追求欲强烈的人。

求知，怎能离开读书？然而，国人读书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拿日本比较，更有人揶揄：“日本人热衷看书，中国人好看短信。”笔者去过日本，但凡在旅馆、餐厅、车上，都能看到日本人聚精会神读书的情景，但在国内，影剧院内、车站、码头，读手机短信几乎成为一道令人咋舌的景观。手机或许是一种特殊的媒体，但一味热衷于读手机短信，是无法替代读书的。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国人在休暇时间方面已经超英赶美，但国人的休闲活动质量普遍偏低。近年来，原本作为重要公共休闲资源的品质日渐沦丧，以至匮乏，比如公共图书馆的匮乏。要知道，图书馆，不仅事关公众生活休闲的质量，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关系着社会深层次的和谐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图书馆，尤是建社区图书馆很重要，但如果社会风气不扭转过来，再多的图书馆再多的图书怕也是白搭。可不是？有位学者指出，国民阅读呈现三大尴尬：一是最该读书的时候没人读书，二是最该读书的人不读书，三是最该读的书没人读。这样的风气，怎让读书成为人们的第一需求？怎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扭转社会风气，首先应该呼唤人们对求知的觉醒，对读书的自觉。曾经读到一篇文章：“历史上，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从夏代的万国，杀到商代的千国，再杀到周的百国，最后到七国。后来倒是统一了，又是烧书。然后又是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又尸骨如山。那么，一代代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由什么人来传承呢？很大一部分，就是生活相对安定的中产阶层的读书人。秦始皇把他之前的历史书都烧了，其中就有著名的记录上古历史的《尚书》。到了汉初，竟然有一个名叫伏生的老头儿，说他能背《尚书》，于是这部著名的典籍才得以流传下来。”是的，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不能没有读书世家，更不能没有读书世家的子弟。而今，社会稳定，生活富庶，我们理应将读书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尽管而今读书以外的娱乐、休闲方式甚多，诱惑亦甚多，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将读书放在第一位。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从事人类学研究七十多年，他对于生活的最高要求是：有书可读，有事可做；他对于生活的最低要求还是：有书可读，有事可做。“有书可读”，自是道出了吴汝康院士取得人类学研究硕果的一个重要缘由，亦折射出他对“布衣暖，菜根香，还是读书滋味长”的独特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