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与邹韬奋的友情

蔡德亿

1991年我在上虞市政协任秘书长，市政协常委会研究要我负责编印一册《纪念胡愈之专辑》。我去北京征集资料，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同志为专辑题词。他知道后一口答应说：“胡愈之伯伯帮助我父亲走上抗日救亡道路，我父亲说过，胡伯伯文章万人传诵，对出版事业无所不精，他视友如己，热血心肠，是我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没几天邹家华同志即寄来他为专辑写的题词：“怀念胡愈之伯伯，邹家华1991年3月。”

我所征集的资料中，有很多反映了胡愈之与邹韬奋的深厚友情。伟大的文学家夏衍在《左联后期》一文中说：“邹韬奋的转变，完全是胡愈之的功劳，韬奋的‘生活书店’，胡愈之是‘导师’，他出主意做了大量的工作。”

邹韬奋结识胡愈之始于1931年10月。这年春天，胡愈之在莫斯科参观访问回国，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出版后在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邹韬奋读后，非常钦佩作者，马上写出读后感，在主编的《生活》周刊上推荐，并托朋友毕云程联系见面事宜。10月初，两位文化名人第一次见面，邹韬奋向胡愈之提出了当前形势的各种问题，两人深入交谈三小时之久，邹韬奋深受启发，当即约定胡愈之为《生活》周刊写稿，他们的友谊合作从此开始。

胡愈之对邹韬奋的热情帮助，通过为《生活》周刊写稿，传达国内外时事政治，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等等，使《生活》周刊内容更加有声有色，面貌焕然一新，更有新的特色，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深受读者欢迎。邹韬奋经常同胡愈之谈心，有事找胡愈之商量，两人合作非常默契。

《生活》周刊影响日益扩大，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威胁，对刊物主办负责人黄炎培施加压力。邹韬奋与胡愈之等商量，决定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胡愈之建议办出版生产合作社，并执笔起草了“章程”，坚持三项原则：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集体。并于1932年7月1日正式成立，既出期刊，又出图书。

这时胡愈之得到鲁迅通知，要他邀邹韬奋参加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伸张正义，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派特务暗杀“同盟”秘书长杨杏佛，将邹韬奋等人列入了“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邹韬奋于1933年7月14日出国暂避。

邹韬奋出国后，胡愈之接过邹韬奋留下的担子，主持《生活》、《新生》周刊，还策划出版《文学》、《释文》等文艺刊物。邹韬奋于1935年8月底回国，胡愈之按党的指示将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活动，邹韬奋回国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成为救国会的机关刊物，邹被推荐为救国会执行委员，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威迫，邹不得不于1936年3月再次出走，到香港等办《生活日报》。在香港办报困难很大，到8月1日停刊，胡愈之与邹韬奋先后又回上海。

1936年11月22日，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胡愈之担负起声援营救的工作，一方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并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直到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生活书店迁往汉口，邹韬奋在汉口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常到八路军办事处。胡愈之在汉口虽工作很忙，与邹韬奋也常有聚谈。1938年底，邹韬奋邀胡愈之到重庆共商生活书店大计，确定三条方针：1、促进大众文化；2、供应抗战需要；3、发展服务精神。成立编辑委员会，推荐胡愈之为编委会主编，第一次担任有名义的职务。胡愈之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党委派他去了桂林，这是他和邹韬奋的最后一次会面。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的生活书店被迫封闭。邹韬奋于1941年2月又一次流亡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太平洋战争发生，邹韬奋返回内地，反动派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邹韬奋行踪。邹韬奋几经周折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依靠共产党的领导继续奋斗。后因中耳炎恶性病变为脑癌，化名到上海治疗，终于不治于1944年7月24日去世。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唁电邹韬奋亲属，并根据他生前申请，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各界人士开会悼念。

建国后，胡愈之任出版署署长，在全国第一次出版会议上提到邹韬奋的功勋，在他的提议下，在上海成立了邹韬奋纪念馆，并整理出版三大卷《韬奋文集》，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胡愈之与邹韬奋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凝聚着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无私与无畏。他们的献身和创业精神，值得人们传承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