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一片茵茵芳菲中，座落在小山坡上的杜亚泉墓显得寂静廖落，四周花开鸟鸣之声，几近可闻。面对略微斑驳、惟一标识的墓碑，虽没有“读罢泪沾襟”的强烈感觉，但一丝怅然还是涌上了心头——在这喧嚣的人世间，杜亚泉其人其名，知者真是太少了，但他毕竟是一位曾经的著名人物，值得我辈自豪的一代乡贤，虽然沙淘浪过，历史的造影常常并不太清晰……
依凭理想 顽强治学
1873年，杜亚泉出生于绍兴伧塘，也就是现在的上虞市长塘镇。长塘位于曹娥江以西、鉴湖以东，这里群峰罗列，如屏如障，也是古时“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近代国学大师马一浮的故里。杜亚泉原名杜炜孙，号秋帆。自小颖悟，16岁进秀才。曾致力于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后觉帖括非学，又从师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他毅然弃科举、求实学以济世救民。
杜亚泉学习“恒自奋勉”，常常“悉心研摩、忘餐忘寝”，家族中“有目为痴者”。他把古法算学作为各种实学的入门，学习两年后就应蔡元培先生之邀，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算术教习，并与蔡元培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杜亚泉接受新知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可以说是超群的，短短几年间，到他25岁时，已先后自学了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诸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借此积极接触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并致力于提倡科学教育事业。
杜亚泉个人创办的亚泉学馆及《亚泉杂志》，在1900年的中国，是凤毛麟角的新事物。亚泉学馆招收学生普及理化博物知识，实际上可以说是后来私立大学的滥觞，学馆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又每半月编辑出版一期《亚泉杂志》，这是一本宣传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加的最早中文科学期刊。后来亚泉学馆改为普通学书室，编译发行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亚泉杂志》则改为《普通学报》，继续普及科学知识。杜亚泉从思想观念方面对科学积极推崇与宣传，他曾指出，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依赖于科学的发达，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救国论”了，这种科学决定政治、科学决定社会其他方面的观念，是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鲜明批判。
杜亚泉在学术上的贡献，也许可用这几个第一概括：他首次在我国介绍化学元素周期律，首创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我国动植物学辞书的开山之作、重要的自然科学工具书《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及《小学自然科辞书》，皆为杜亚泉主编，还为《辞源》的编辑作出重要功绩；遵循语言规律、以词而不以字为儿童识读根本的《文学初阶》，是我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小学的格致、笔算课本等，都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史开天辟地的第一本；首译数学《盖氏对数表》；以圈点《二十四史》作试验，历时两年多，最早建议增加使用“，”（逗号）这一标点符号；担任国音统一会会员，首先讲究注音字母的创制问题；翻译了叔本华的《处世哲学》，又费年余心血，写出了蔡元培先生充分肯定、被士林推重的《人生哲学》，哺育众生精神……
孜孜一生 情系商务
1932年，商务印书馆于“一·二八”事变中遭难后，杜亚泉离开上海，次年在故乡长塘病逝。他一生中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在商务印书馆，达28年之久。如果从1900年开始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书刊，与商务及蔡元培、张元济合办《外交报》，以著作者身份为商务编写书籍算起，直到病故时还在为商务执笔，则共有34年因缘，这对于他60年的人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说。
一是巨大的贡献。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为唤醒民众、教育启发民众，多有办新闻、出版者。而我国旧时经济落后，文盲众多，所以经办成功者少。杜亚泉在上海办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宗旨是推广科学。但当时读书者大多为做官，所以知音甚少、亏蚀极多。继办普通学书室、出版普通学报，也是相同情形（普通学是当时的流行语，意为通常知识，并无固定范围）。商务自和日资合作以后，资本雄厚，人才济济，有经营之专门人才，编辑可以专心埋头于书稿，所以商务也是一个有志以文化救国的知识分子发挥所长、舒展抱负的理想场所。1904年，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杜亚泉进入商务。他觉得在这里比自己办亚泉学馆、普通学室要省心、出成果多，而且商务当局又以退休等条件相允诺，更使他义无返顾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杜亚泉就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他在商务编译所担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编写或主持编写的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有百余种，除了编写教科书，他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等著名的自然科学辞典，在我国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些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子进学之阶梯，近代许多文化人的自然知识就是从这批书籍中获得的。杜亚泉、高梦旦、陆尔奎一道被称为商务的“创业三杰”。
二是主编《东方杂志》。从1911年到1919年底起，除了大规模地编译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外，杜亚泉兼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他对杂志进行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成为旧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杜亚泉大力译述介绍“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学术思想潮流”，主要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并以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在《东方杂志》纵横论列，在社会改造、政治鼎新以及东西文化问题上留下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深邃思考。
最著名的是1918年9月开始的那一场与陈独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大论战。杜亚泉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坚持理性的人，也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的运动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的所有主张和思考大致都沿着温和渐进的改良进路展开的。但在以激进反传统、重建现代价值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蓬然而起的背景下，毕竟是形势比人强，《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以及由此而受到《新青年》的猛烈批评，使《东方杂志》日益显得落伍陈旧，杜亚泉无奈地告别了《东方杂志》。
这是一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大论战，也正是这一场论战，使杜亚泉长期以来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守旧派人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对这场论战，早在1934年，胡愈之就这样说“……曾有过一次论战，但是先生并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性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文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所以从思想方面说，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特别是王元化先生的《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等论文发表以后，早逝的杜亚泉才重新恢复了其在现代中国科技史和思想史中应有的位置。
高尚人格 光垂后世
在并不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杜亚泉的人格令人景仰不已。杜亚泉原名炜孙，因编辑出版刊物《亚泉杂志》，才改用“亚泉”这个名字，这两个字是用“氩”和“線”各省去偏旁而来的，他说过“人在世上，没有用途，就像化学惰性元素的氩；没有面和体，就象几何学上的線。”用“亚泉”为名，也蕴含他谦虚、平和之意。
蔡元培在《杜亚泉君传》中说：“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可见杜亚泉敬事之勤谨实在，并不是只好“指点江山”的空头人物一类，他曾有诗自谓“鞠躬尽粹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也与“好标榜”不是一个路子。张梓生以为“先生以治学、著书、作育人才终其一生，而其特色，则开风气之先，与一切以理想为依旧也”。胡愈之在《追悼杜亚泉先生》里这样说：“至于先生生平自奉之俭，治学之勤，待人的和蔼，处事的果敢，无不足为青年人效法。”
“士惟有品乃能贫。”像晚清以来的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所做的科学启蒙一样，杜亚泉也是“引进”的先行者之一，而且往往独立承当，不乏古道热肠。杜亚泉“幼习举业，父锡三望之綦切”，但他无意于仕途，作为乡间富绅的父亲对此颇为失望。但杜亚泉在漠视科学技术的时代里，始终以罕见的热情致力于知识的传播，一步步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理想，不改其志、无怨无悔地服务社会，终使其父在晚年说出“亚泉真为吾之至孝儿”的心声。
他曾把很多业余时间用于浙路拒款、集款运动等方面，把家产资财用在绍兴八县旅沪组织和绍兴旅沪同乡公学等的筹设方面，用在上海、绍兴的办学兴学，用在无私地资助别人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杜亚泉在上海的居所被日军炮火焚毁，“遂至赤贫”，仓皇之下全家避难上虞长塘的乡下老宅，其时又因商务内部纠纷，竟得不到应得的退休金，最后集贫病于一身，1933年杜亚泉患肋膜炎逝世时“衾不蔽体，不异黔娄”，由蔡元培等挚友同仁发起捐助才使其家眷渡过难关。一代启蒙学人竟如是而终，也是莫大憾事。
杜亚泉一切以事业为重，一生淡于名利、疏于权术，把身和心全部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崇高事业上。杨万里有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这也许可为杜亚泉的一个写照吧。在家乡上虞，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杜亚泉中学”，一批批后进、无数的民众，将永远以先贤杜亚泉为荣。长塘这个旧名“千秋”的古老小镇，依旧青山葱、青山绿，因为她孕育了不朽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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