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记忆

晓舟

我的课外阅读始于一所乡间小学——南汇完小。校舍是由一所叫做太平庵的庙宇改建的，分前后两进，前进的大厅原是个佛堂，改作了学校会堂，会堂的左右两侧是教员宿舍，学校的“图书馆”就在教员宿舍的后半间隔出的一个小间，书不多，每个星期可以借一次。我是每一次机会都不肯放过的。那时最流行读前苏联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也是，小图书馆里不多的几本儿童小说基本都是前苏联的。其中有一本叫《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的小书，给少年的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除了书中的主要人物铁木儿是个让人喜欢羡慕的男孩以外，吸引我的还有那些书中描写的苏维埃共和国初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画面，这些社会主义的“异国风情”，对于一个身处中国偏远乡间的孩子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从这本书里面，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农村组织叫集体农庄，有一种农业机械叫康巴因，有一种叫做手风琴的乐器，可以在有月光的晚上的乡间晒场上演奏，作为跳一种叫玛祖卡的舞蹈的伴奏。
　　我也惊讶地关注了生活在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周围的成年人。有一个美丽的女教师，整天戴着一副墨色的眼镜，没有人看到过她的眼睛，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都在猜测，这位女教师的眼睛是不是带了残疾？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她，但一直对于姑娘的眼睛心存疑虑：是不是因眼睛特别丑陋而不能见人，所以长年戴了墨镜？后来，当那个小伙子终于决定，即使是个半瞎子，也不变其心的时候，那姑娘突然自己摘下了眼镜。这时，孩子们才发现，美丽的姑娘最美的正是那双如水明眸。读到此处，我真是“孩子般”地松了一口气。
　　 套用一种现代的话语，那时候的阅读，可以称之为原生态。在阅读时从不去关心作品的意义何在，作家是谁，有没有名气。只是觉得这本书好看，就一遍一遍，反复地去借阅，读得自个儿心里喜欢了，就是一种快乐。在小学阶段阅读的一批儿童文学如《绿野仙踪》、《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等，都留下了极为愉悦的感受。甚至对于那些小书的装帧也记忆犹新，有接近正方形的开本，用的是横排简化字体，也有16K本竖排本，用的是繁体汉字，大约是1956年以前的版本吧，那时还未颁汉字简化方案，而我上学已在六十年代，所以对于那些繁体字，多是通过推测才勉强认了下来了，这种“童子功”的锻炼，对于后来的阅读一些古装本书籍也略有裨益。
　　直到成年后，我还是一直比较偏爱两类作品：儿童文学和俄国文学（准确地说是苏俄文学）。时不时地在书架上增添一些如《小王子》、《北风的背后》等儿童文学作品，甚至还买了大半套《哈里·波特》放在架上。这些书的购入，并非为了孩子，主要还是为自己，只不过阅读时的心态与儿时已大不相同，少了欢欣与雀跃，多了欣赏与思考。苏俄文学则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复活》，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到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还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女处地》、《静静的顿河》，以及《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等一批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都在搜罗阅读的范围之中。直到八十年代，在《译林》杂志上读了《日瓦戈医生》以后，心中好像有一件物品被打碎了，此后对前苏联时期的作品阅读基本停止，而对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则完全是不甚了了。
　　 前几日读到一篇介绍前苏联作家阿赫玛托娃的札记《诗的蒙难》，提到了与阿赫玛托娃同时“封杀”的前苏联作家左琴科，生活在高压时期的左琴科，一直是十分谨小慎微，他的倒霉是因了一篇那时的中国小学生最熟悉的课文《列宁与卫兵》，当列宁进克里姆林宫没带证件被卫兵拦住后，有个留小胡子的人粗鲁在喊：“马上放行，这是列宁同志！”列宁却没有责怪卫兵，反而表扬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细节，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问题。原来就是这个“小胡子”的修饰词惹的祸，原稿中是“络腮胡子”，小心的编辑认为可能有影射列宁的战友加里宁的嫌疑，于是改成了“小胡子”，但这一改，长着两撇小胡子的斯大林可真是生气了。于是左琴科成了政坛上献祭的羔羊，定性为“下流市侩”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幸好中国小学的课本里，一直保留着这篇文章，幸好那时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后面有着沉重灰色帷幕，因此也有幸保存了相当明净的阅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