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过我命的人

陈荣力

江南水乡，河汊纵横，水就像现今的私家车一样，既是福祉，有时也难免成为祸祟。尤其是夏秋之际，四邻八乡总能听到三二起小孩因水溺亡的传闻。而对水乡的孩子来说，或失足落水或戏水遇险的事，犹如草原的孩子摔下马背一样，是大多都有的记忆。

是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大帮同伴聚在同仁桥头看人摸黄蚬。因前天下过一场大雨，流下来的上山水淹没了同仁桥的大半截桥礅，河面更是一片混沌湍急。大凡夏秋季节有上山水下来时，也是我们这条贯穿小镇的河流黄蚬最多的时光。然而也因为水深流急比往日要大出数倍，没有过得硬的水性，很少有人敢在此时去摸黄蚬。桥底正一个猛子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摸黄蚬的那个人，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我们都叫得出他的绰号——“红记疤”。之所以叫这个绰号，是他右眼的下面长了一块碗底样暗红的记疤，就像谁不经意在他脸上贴了一块煮熟的猪血。

“红记疤”水性确实不错，一个猛子扎下去能待好长一会功夫。与时间成正比，他在水下待得越长，浮上来时手中的黄蚬便越多。看着“红记疤”周而复始地扎猛子，我有点乏味，欲挤出观看的人群往外走。不知道是我推别人时的反作用，还是谁不小心撞了我一记，倏忽之间我已在水中了。甚至我都没有听到自己从桥上“扑嗵”一声落水的声音。

一切都像在做一个惊恐、昏噩的梦。我的眼前一片厚厚的浑黄，手和脚像被什么东西死死缠住不能动弹，张嘴欲喊，一股苦腥的液体直冲喉咙，五脏六肺都被灌得倒了一个个儿，而鼻腔的酸辣，更让胸部憋得炸裂般的疼。眼前的浑黄很快变成金色、变成一片血红，脚底似绑了千斤的巨石，一个劲拖着我向血红的深处坠去。突然间我的头发恍如被根根撕裂了，灼人的疼痛中，我感觉自己正从血红的深处一点点拔上来。直到瘫在桥旁的河埠上，吐出几大口苦腥的河水后，我才恍恍惚惚的知觉刚才自己掉到了河里，而救我的人，正是桥底下摸黄蚬的“红记疤”。

“红记疤”看我已坐在河埠上没有什么事了，便又游到桥底去摸黄蚬。而我从河埠上爬起来，逃出围观的人群时，想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此事千万不要让父母知道了，得赶紧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将衣服晒干。就像“红记疤”认为救我是举手之劳一样，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感谢救我一命的“红记疤”。这是发生在我 7岁那年的一件事，照理7岁时的记忆应该有点模糊，但或许是第一次经历生死劫吧，许多的细节有时回想起来，甚至比当时掉在河里发生那会儿还要清晰。

虽然我没有想到感谢“红记疤”，但“红记疤”毕竟是救过我一命的人，从此我的心里悄悄多了一份对“红记疤”的关注，并因此知道了“红记疤”有一个与水十分贴切的名字——丁俊龙。知道了“红记疤”的名字后，我常常想，“红记疤”在水中确实如一条俊逸的龙。两年以后，在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船埠头，我看到走在队伍最后的“红记疤”。和别的戴一朵大红花的知青不同，“红记疤”的胸口一片空白。听人议论，因家庭成份不好，高中还未读完的“红记疤”，是被发配到四明山区农村支农的，所以他的胸口没有大红花。就像当年我没有感谢“红记疤”认为是顺理成章一样，“红记疤”在我们小镇的消失，在那个时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次提及“红记疤”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已在县城的一个机关上班。一天中饭后，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议论食堂的饭菜。年龄最大的老周说，其实饭菜好吃不好吃都是相对而言的，当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饿肚皮时，普通农妇的一碗菠菜豆腐汤，也被乾隆皇帝赞为翡翠白玉汤，切齿难忘。接着老周又要讲他自己经历过的事，老周过去曾在县里的知青办公室待过不少时间，讲述的事大多与知青有关，这回固然又不出例外。

那年我带一个慰问组去四明山区农村慰问知青，来到一位知青家里。那知青在农村成了家，又生了两个孩子，家里特别穷，一年都难得吃一二回肉。得知我们要去慰问，他特地买了半斤肉，其实他不知道慰问组都是在公社吃饭的。那天到他家得知我们已吃了饭后，一家才开始动筷子。你们不知道他们吃肉怎么一个吃法，很小的一块肉片，小的孩子吮了后大的孩子吮，大的孩子吮了后，再让父母吮，最后那肉片才回到孩子的嘴里。你们说那小小的肉片对他们一家来说，不是龙肝凤胆？!真有这样的事?我们一阵唏嘘。哎，小陈，那知青和你还是一个镇子的呢。老周突然记起来。真的？他姓什么？姓什么我不记得啦，只记得他右眼下面有那么大一块红记疤。红记疤？我失声叫起来。你认识他？小时候有……有点印象，他常在河里摸……摸黄蚬。我忽然无端地语塞。我原以为我会同老周他们说说“红记疤”救过我命的事，但不知为什么，最终我竟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勇气再问问老周“红记疤”的有关讯息，譬如在四明山区的哪个村插队等等。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自己的做法竭力寻找理由。不用说这样的寻找有点不好受。好在时间能让一切都变得麻木，不管这样的麻木是客观的无奈，还是主观的故意。

像是有意要同我过不去似的，不久前的一个冬天，我竟意外地遇到了似乎早已被我从记忆里抹去的“红记疤”。那天我下乡回来路过我们那个镇子，车过汽车站时，看到车站前几个炸臭豆腐的摊子，我赶紧让司机停车。虽说这些年传统江南小吃的炸臭豆腐，连北京的胡同口都买得到，但我的印象，只有我们镇子炸的臭豆腐才是最好吃的。我随便找个摊子递上五块钱，那正低头炸臭豆腐的人抬头接钱时，我蓦地惊呆了!花白杂乱的头发下，一张布满了鱼网一样皱纹的脸，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混浊的右眼下面那块碗底样的红记疤。你是丁……我一时有点难以自持，但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你这般年纪了还要炸臭豆腐？有什么办法呢，在农村待了大半辈子，没有养老保险，儿女又不争气。“红记疤”叹了一口气。

其实“红记疤”不说，我也看得出他的处境。如果昔日桥下摸黄蚬的“红记疤”是一颗饱满、光泽的鲜枣，那么现在的他更似一枚风干的黑枣。岁月的侵蚀，甚至那块煮熟猪血样暗红色的记疤，都已成了黑褐色。你还有多少臭豆腐？100多块吧。我……我全买了。这？噢，你是单位食堂的吧。是……是。我只剩含糊其辞的份。我知道面对曾救过我命的人，我这样的做法，对自己来说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虚伪，而对“红记疤”或许更是一种伤害。但除了如此，我还能做什么？我又有勇气做什么呢？

那天回到单位，我让每个同事都吃了十来块炸臭豆腐。同事们啧啧咂嘴，我却一块都咽不下。那些炸臭豆腐，在我看来况似一块块暗红的烙铁，让我不敢正视，尽管这些年来我的耳边常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救我，只是顺水推舟的举手之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