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无所息”与“生有所息”

周易

《列子》记载：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其实子贡也好，仲尼也罢，其言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无所息”，意谓对人生的探求，对知识的探求，对工作的热情应当有永无止息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要知道，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暂了。有首“莲花落”歌词写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七十不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睡中过，算来仅有廿五年……”它把短暂的人生“计算”得一清二楚。“计算”的目的，显而易见：如果你努力压缩被荒废、浪费的时间，你的人生将相应延长，你也一定会踏上成功之路。是的，如果有的人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便是虚度光阴，便是浪费人生，便是枉来人世。这样的人生，不啻轻浮，更是卑俗。

“生无所息”，这是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正确抉择。前不久，国际数学界已关注百年的“七大世纪数学难题”之一的庞加莱猜想，近日被中国科学家完全破解。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和旅美数学家、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曹怀东，在历经10年的潜心研究后，以一篇长达300多页的论文，给出了庞加莱猜想的完全证明。他们的证明，用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话说，“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研究三维空间，对物理学和工程学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两位教授而言，他们自是做到了“生无所息”，他们曾为自己的长远研究目标，全力以赴，心无旁骛；不事张扬，默默耕耘。而真正支撑在他们背后的不就是报效祖国的精神吗？不就是为科学献身的品质吗？其行为不就是对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吗？

将“生无所息”作为一种追求，亦是社会发展对提升自我的必然要求。落伍，只意味着拉大差距；落伍，只意味着被社会淘汰。想当年，陈毅夫人张茜是一个知识女性，平日里，她很少和别人闲聊，从来不打牌不打麻将，几乎没有其他娱乐，一生都在学习，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她曾经对人说，她和陈老总之间有很大差距，几十年来她都在努力地缩小着他们之间的差距。所谓“和陈老总之间有很大差距”，其实，不就是和时代的差距吗？然而，正是因为她的辛勤努力，才有了丰硕的收获。上世纪50年代，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沙原》和李昂诺夫的多幕话剧《平平常常的人》。终让人感悟良多，敬佩不已。

“生无所息”，没有年龄的界限。国学大师文怀沙，虽已年届高龄，却从不言老。除了在家里接待朋友、读书外，还一直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美国……游走于不同国度、不同城市之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播东西智慧之神妙，忙得不可开交。康德说得好：“人就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工作是使人得到快乐的最好办法。”体现在文怀沙先生身上的这种“生无所息”的精神，自源于他对人生真谛的悟彻，源于他对理想信念的执着。

天活日月星，人活精气神。凡顽强拼搏、坚忍不拔者，其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会渗透出一种气息一种力量一种激情一种浩气一种魄力一种召唤一种生机一种渴望一种风度一种成熟，亦就是说，其“生无所息”的意志品质，是其心理活动、生存质量、自我追求、自信心的综合反映。衡量人的成就不必拘于江山事业的规模，而应着眼于各自的条件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无所息”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是一意孤行的固执，而是繁华过后的觉醒；不是缺乏思想的单纯，而是一种去繁就简的境界。

歌德描述自己的人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一个人的成功，无疑是与勤奋联系在一起的。“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人生的大厦，必须以永无止息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为基础，否则，浑浑噩噩、怠惰松懈——“基础不牢”，必导致“地动山摇”。

然而，话亦不能说死了、讲过了，有时我们自须讲点辩证法。《吕氏春秋》曰：“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劳农夫以休息之。”我们的祖先早已知道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于农夫的意义，更何况后人乎!而今我们强调对人生的探求，对知识的探求，强调“生无所息”，并非意味着可以放弃必要的休息调整、作出无谓的牺牲奉献。

劳作与休息，恍若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知休息，就不会工作，自然亦难以坚持工作。鲁迅先生被人称为最会利用时间最勤奋的人，平日里他可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的。然而，这般忙碌并不影响他的业余爱好，并不影响他的忙中偷闲，他喜欢种花、集邮、看戏、篆刻、猜谜、养鱼、骑马、习武、绘画、养壁虎，正是这些业余休闲活动，才保证了他读书写作时的充沛精力。更为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把参加休闲活动看作是浪费生命，恰恰相反，他把培养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看作是增长知识、变换方式积极休息的手段。

是啊，休闲不是工作的对立面，休闲是劳动的特殊形态。休闲，该是“诗性劳作”的时间，一种人人都有可能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时机。活得像个人，活得像个艺术家，活得像个创意劳动者。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伟大的发明创造都与休闲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说，他们的许多灵感不是在做研究时出现的，而常常是在休闲中峰回路转，茅塞顿开。亚里士多德说过，“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举例说，“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难怪，英国剑桥大学自17世纪在校园有“下午茶”，而一喝便喝出了英国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难怪科技界政协委员曾呼吁：“别让科学家太‘累’，能不能给点时间让他们‘发发愣’。”

有人总喜欢把休闲与工作对立起来，把有假不休、超负荷工作当成美德，从而导致身心俱疲，甚至早逝等等，终让人痛惜。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的病逝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近年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突然”死亡。此外，仅在北京有报道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死亡现象，另还有一位年仅38岁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和一位年仅32岁的社科院的学者。“过劳死”，无疑道出了这些科学家平日超负荷的工作。或许造成“过劳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注意劳逸结合，学会必要和可能的休闲，处理好必要的休闲与探求科学内在本质、担负国家战略责任、管理组织同行以及家庭责任的关系，这是每个科技工作者必须领悟和把握的要谛。

记得当年青藏铁路沿线工地上有这样一句标语：“要奋斗，不要有牺牲。”如果说，这是一种安全意识的话，那么各行各业不亦应该有类似的“安全”观念吗？要知道，生命是可贵的，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珍惜生命有时意味着更好地享受生命、提升生命。“一息尚存，就要奋斗!”这是樊发稼青年时代为自己立下的人生座右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共出版各类著作51种。他的工作业绩和所得到的种种荣誉，都是他几十年来坚持奉行自己人生座右铭、努力奋斗的结果。但是，今天他郑重宣告：“我要修改我的人生座右铭了。由于过去长期拼命学习和工作，退休后还承担过多的社会工作，又要不断研究、写作，精力体力——精气神诸方面都有些‘透支’。”因此，他决定将奉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座右铭改为“确保健康，努力工作”。樊发稼改座右铭之举，自是其切身体会，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

成功的人生需要“德商、智商、情商、逆商、胆商、财商、心商、志商、灵商、健商”这样“十商”，其中有些许先天遗传的因素，但更多是后天造就的。从一定程度而言，提升“十商”的过程，其实亦就是“生无所息”与“生有所息”不断良性互动、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