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会见

———忆吴觉农

顾志坤

到中外闻名的当代茶圣觉农老家里去拜访，这自然是件令人兴奋而又有些紧张的事，好在同去的老蔡以前是见过这个老人的，因此，也约略的了解了一些觉农老的生平和业绩，在肃然起敬中，不禁为我们上虞出了这样一个人物而骄傲。

在北京东安门附近的一幢略显陈旧的单元小楼的天井里，一棵大树将它巨大的华盖恰到好处地撑在院子的一角，这使雨后闷热的空气在这里被过滤得清新而凉爽。在闪烁着碎金般光点的树冠下，一个面目清癯的老者正坐在一把藤椅上，一根被岁月磨得光亮的藤杖斜倚在椅靠上。见我们进去了，他轻轻地咳了声，两手撑在椅靠上，支起了身子，然后微笑着用一口浓重的上虞话与我们打招呼：“你们来了，好，好。”在简约而乡亲式的寒喧中，我们坐到了老者的身旁，不用说，他就是我们要见的觉农老了。

与我原本想象的不一样，觉农老似乎过于清瘦了一些，好象咳疾也很重，但与他快90岁的年龄来比较，他自然称得上是一个寿者和健康的老人了。

因为脉管里流淌的是对故乡刻骨铭心的血，觉农老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是极其关心的，我发现，当他听到家乡某些令他高兴的事而开怀畅笑的时候，他那布满着老年斑而又有些苍白的脸上竟会泛起两朵红润来。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老茶人，觉农老曾被誉为当代的陆羽，也有人称他为当代的茶圣，这是贴切而并不虚夸的赞誉，因为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为“茶”的生命，注入如此广深而旺盛的活力，他把一种虽有物质生命的茶，变成一个有灵魂的茶了。因此说，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当然很希望听听他关于茶的故事，虽然那时候对我来说，我的味蕾还分不清哪是龙井，哪是碧罗春。然而，双耳并不向背的老人似乎并不想在这时谈论他的拿手好戏，他谈的全部内容，差不多都是围绕着文化和文人两个命题展开的，当然，这其中，他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老友夏丏尊。这使我终于释然，其实从青年时代起，觉农老就从未离开过文化和文人的圈子，只是有时候走动得散淡一点，有时候联系得热络一些。因为从骨子里来说，他其实也是个文人。1926年1月，因为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和胡愈之、郑振铎等人与商务印书馆办的一本妇女杂志产生了纷争，决定自己也创办一本《新女性》杂志。因为胡愈之、郑振铎和章锡琛仍在商务印书馆任着职，不便出面办杂志，就决定由吴觉农出面，社址也定在吴觉农在虹口三德里 A19号的家里，就这样，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茶叶专家成了《新女性》创刊号杂志的发行人。当然，吴觉农也并不只是一个挂名的文化人，他也在国内许多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或揭露黑暗，或讥讽陋习，或激扬新风。他的所有朋友中，文化人占了大多数。开明书店从他办的《新女性》起家，后来逐渐扩大，他功不可没，作为其中的股东，他虽然后来去从事自己的主业茶叶了，却把每月的薪金积余起来全部投入了“开明”。

夏衍有一次回忆说，有一年冬天，因为长期在上海一个朋友家里当“食客”，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可离开了那朋友，吃饭问题怎么办？没想这事被吴觉农知道了，就找到了夏衍，介绍他到开明书店去找夏丏尊和章锡琛，看看能否找一本书翻译，这样可以弄一点稿费，以解决暂时的生计。那次夏丏尊从书上拿了一本日本人本间久雄写的《欧州文艺思潮论》叫夏衍译，夏衍译了几章，夏丏尊觉得满意，从此，夏衍就开始了靠翻译糊口的生活。后来吴觉农主持的《新女性》杂志也叫夏衍译了一些妇女问题的书，终于帮助夏衍渡过了难关。同样受到吴觉农关照和庇护的文化人还有许多，如作家骆宾基以及吴大琨、陈翰笙、张锡昌等等。诚如吴大琨所说：觉老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茶叶专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自解放前曾长期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同情和支持我们党的事业的一位爱国、民主老战士。

当然，上门拜访觉农老，茶是必须要谈的。一谈茶，首先就联系到他自己，他这样说：“我已90岁了，老伴88岁，一生颠沛流离，吃过不少苦头，可身体却无大病，靠什么，就靠茶。”见我们将信将疑的，他又说：“茶叶中的有机化合物达450种以上，无机矿物营养元素有15种以上，绝大多数成份对人体都有益，因此，要健康，就要多喝茶。”说毕，他伸手拿起我面前的那杯茶，递到我手上，笑着说：“你怎么不喝茶，你应该多喝茶。”我呷了口，在茶圣家里品茶，香味也似乎变得特别了，好像真的有一种沁人肺腑的感觉，在周身荡开来。我于是想，都说喝茶能修身养性，陶冶性情，觉农老一生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的崇高品德，是与他毕生所奉献的茶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是茶润育和陶冶了觉农老，而觉农老，则为茶注入了灵魂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