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里，阳光下，病房间，冷飕飕。化疗病人，三人一间，各就各位。一手吊盐水，一手上化疗；一路是冰冷的盐水，顺着静脉滴进主动脉；另一路是高倍的毒药，通过留置针进入血管。有人呕吐不止，有人呻吟不息，有人跺脚捶胸。他们之中，几乎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深知生命之神已经向自己发出“邀请”，生命的时钟对于他们来说，有时是以小时甚至分秒计算。在常人看来，他们确实算得上是最倒霉的人。
然而，当你置身于化疗病房，并且作为病人之一，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时候，你的眼前会出奇的明亮：生命的春天，在向你频频招手，那样的妩媚，那样的温馨，那样的令人陶醉！那时的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人间涌动着特别的爱心、特别的恋情，足以融化身心的冰冷！那时的你会重新振作，重新亢奋，坚信生命的春天永远等着你！
生命需要爱的支撑
化疗病房住的都是清一色的肿瘤病人，有动过手术的，也有未动手术而实行姑息治疗的。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在用体力同毒液抗争，努力与死神争夺生存的权利！
这里与其他病房有所不同的是，除了病人和家属陪同外很少有亲友探望。因为，一旦进入化疗阶段，少则六个疗程，多则十几个疗程，而且经过几个疗程仅仅是进入一个阶段。又是全面检查，又要确定新的配方，准备新的化疗……简直是难见尽头。毕竟，体内那种恶毒的细胞，无时无刻不在以几何数激增，稍有缝隙便会乘虚而入，酿成大祸。亲友们都有自己一个家、一份工作、一摊子事情，哪有时间经常性的进出病房。再说，病房里空气浑浊，什么细菌病毒没有，无缘无故地走一趟说不定粘上什么脏东西岂非后悔莫及。
惟有夫妻、子女、真正的至爱亲朋，才会经常地出入病房而毫无介意。化疗病人一般都是男病号由妻子陪，女病号由丈夫陪，子女或至爱亲朋多数都是白天来探望或者临时当班做一下“替补队员”。所以，化疗病房不分男女，一间三床，大家都习以为常。病友之间感情甚笃：“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啥需要顾忌的呢？”
在现实生活里，恶性肿瘤如同瘟神，多少人谈癌色变。一旦查出什么东西来，瞬间两腿发软吓得面如土色。在化疗科，病人和家属都像正常人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化疗之痛苦不堪言状，为了增进病人食欲，夫妻俩总是坐在病床边，你一筷我一瓢吃同样的菜喝同一碗汤，有些重病人要么丈夫喂妻子、要么妻子喂丈夫，口对口，脸对脸，一边喂一边说：“吃下去，就能与病魔抗争。”
化疗病人反应不一，有的呕吐，有的手足发麻，有的整把地掉头发，更有严重的整天昏睡不醒。家属服侍所受的罪甚至远远超过病人本身。我的病友、萧山的一位武术教练，身体强壮自不必说，去年年底查出胃癌时，他妻子左哄右瞒地把他推进了手术室，术后进入化疗实在瞒不住了，妻子慢慢地开导他，他也渐渐想开了。他的反应很重，妻子为他准备了一切防范措施。他手足发麻不能蹲坑，每次上厕所，妻子总是打前站，把男厕惟一的抽水马桶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自己特制的垫圈垫在座便器上，防止病人之间交叉感染。丈夫上厕所，妻子守候在外面，大便完了，妻子为他擦屎、端裤、穿皮带。化疗病房的床沿都是不锈钢制品，双手抚摸会引起发麻甚至溃烂。妻子精心编织了一副纯棉手套给他套上，真正做到万无一失。化疗期间，他的双手总是停不住，尤其在晚上，妻子便通宵不合眼随侍左右。一旦手过头顶，或转身侧卧，就小心翼翼地把双手扶正，以免化疗针头脱出，毒液溅上皮肤引起溃烂。病友们与胡师傅开玩笑最多，他本人也承认如果没有妻子的悉心照料，化疗时他早晚要闯下大祸。每次提及此事，胡师傅总会咧开他的假牙笑个不停。
在化疗病房，病友、陪人、医患间相处甚为亲密。每天深夜，朦朦胧胧地听到一丝响动，护士小姐拿着小手电，用如豆的灯光，轻轻地揭开被子，查看留置针上的针头有否易位，敷贴平整不平整，万一细节上出现任何问题都会给病人带来痛苦，严重的会发生重大医疗事故。病人对医生护士也十分尊重。有时埋留置针免不了出现返工，护士小姐总是抱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病人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诙谐地说：“是我的静脉生得不好，与你们的技术无关。”
一天，我的一位好朋友从千里之外前来探望，给我送来一篮鲜花。20朵玫瑰鲜艳夺目，欣赏之余真是如醉如痴，恍如梦中。这种心境是常人难以领略的。病房里顿觉春意盎然，从病友们惊羡的目光中，我读懂了一切。病室里难得有这么美丽的鲜花，大家都视若珍宝，悉心呵护。我邻床的病友、省轻工研究所退休的教授级高工、一位看上去学究气十足的长者，特意来到我的床前，用纯正的京腔对我说：“生命需要爱来支撑，20朵玫瑰开在大家的心里，不仅是你，我们大家也同样分享着幸福！”他今年68岁了，与我患的是一样的病，他们夫妻俩相濡以沫，20朵玫瑰也许勾起了他们对美好往事的回忆！是啊，人在世上，爱的支撑才是最刻骨铭心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
初识李大姐，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满头银丝，同室相处久了，才知道她有着非凡的经历。她是省体育馆颇有名气的国家一级教练，曾亲手培养出两名全国冠军。为此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蝉联两届省政协常委。她从来没提起过自己辉煌的过去，最令她欣慰的是，培养出两个留美归国的儿子，这两个有出息的儿子是她生命的延续。她的手术是“浙一”院长郑树森院士亲自主刀的，胃、胆、脾、胰四个脏器都被拿掉了，手术只进行了五个小时，做得非常成功。她心情好，调养得也很得体，只是经不住化疗的连续袭击，常见她整天整夜挂着营养液。后来几次碰面时她的身体好了许多，每次都是先来看望我，少不了问些吃什么菜、喝什么稀饭之类的生活琐事，就连我血常规数据的波动情况都要问得清清楚楚。她常教我如何增进营养、如何做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动作，等等。相处愈久，相知愈深，以至成了抗癌的莫逆之交。
沈老是我病友中学历最高、资历最深的一位。他是北京人，1982年，他所在的部属单位南迁杭州，从此他就定居在“天堂”。可是20多年的南方生活还是让他这个北方人不习惯。冬天阴冷，夏天酷暑，只有春秋两季才是他感觉最惬意的日子。他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知识面宽广，精通英语。被确诊为食道癌后，他几乎找遍了中外所有关于该病发病机理、治疗方案之类的书籍和资料。他的专业知识程度有时简直令化疗科的医生护士们都感到吃惊。化疗时，大小留置针都上在一条手臂上，位置都是他自己选定的，为的是便于活动。化疗反应得厉害，他也决不让护士扎针，他说：“这是正常反应，多扎针反而不好”。实在难以坚持就呕吐几下，一般能忍则忍。要么与我闲聊，要么原地踏步，转移注意力。说来也怪，他这样一搞反应竟被他“搞定”了。
我不知道当年的沈老搞科研时何等的严谨，单从他对医学方面的研究就可见一斑。每天，他都会记下注射盐水的名称、剂量、化疗的配方，以及滴注的起止时间。每次化验结果他总要复印三份，一份保存，一份留作其他医院诊断时作参考，再一份作为医保报销之用。另外，他对使用的每一种药物、制剂都索取说明书，细细琢磨，一一比较。有一次，他盐水反应发烧至38.7度，医生给他开了药，他看了觉得不妥，径直跑到主任医师那里与她商榷，改为其他一种药，利用该药的副作用来治病，实行“正药反用”，结果效果很好。第五个疗程时，他突然出现腹泻，一天多达7次，按理必须立即停止化疗，然而，他却要求医生处方，不用黄连素改用其他的药。医生采纳了他的意见。根据化疗引起的反应，使用促进肠内两种不同细胞之间平衡的药。服用两天，腹泻就停止了。沈老受人尊敬，就连化疗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也尊称他为沈老师，他总是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是我几十年职业习惯使然。”
化疗科的病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引以为自豪的经历，只是大家从不提起罢了。我的邻床、一位小我三岁的原黑龙江支边青年，刚动过胃摘除手术，要不是剃了光头真不知道他是个经过化疗再动过手术的重病人。他是健康检查时出于好奇而被查出癌症的。去年12月的一次检查，应查的项目查完了，结论都没问题。他看到胃镜室进去和出来的人都很怕，就说做胃镜有什么可怕的，主动要求做一下，亲身体验体验。谁知这一查查出了大问题，医生要他留下来，他惊奇地问：“我一口气能吃8到10个包子能有什么问题？”医生说：“不行，你要相信科学。”我的那位病友才乖乖地听从医生安排。外科医生闻讯赶来会诊，立即关照助手：“迅速安排床位，没有就加床，当天住院。”最后检查结果，癌细胞已经从胃部扩散到肝部、肺部，不建议动手术，转入化疗科，实行姑息治疗。
他很乐观。三次化疗没有一点效果却出现胃部大出血，不得不把胃拿掉。他的妻子每天做来好吃的，俩口子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发了39度的高烧他也要设法吃下去，他说：“不吃怎么与病魔抗争。”谈话中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运动健将，坚持12年冬泳，每年都要去西湖或富春江冬泳一次。平时每星期在天水游泳馆游泳两次，一年365天，每天都用冷水冲洗全身，从无感冒发热。而且，他还坚持常年长跑，什么环西湖长跑，从杭州到富阳长跑……凡是杭州市组织的各种长跑活动他每次都参加，杭州市188个山头都被他跑了个遍。想不到这么棒的身体在顷刻之间说垮就垮了。
他很坦然。他自己分析39度的热度肯定是化疗引起的反应，既然是反应就让它“反应”吧。果不出他所料，医生为他作了特急血常规，证明不是炎症。值班医生说：“这是好事，说明化疗配方对路。发高烧能杀癌细胞，不用药物，反应也会渐渐消除，高烧自然会退下去。”晚上，他不停地喝开水，第二天早上，高烧就退了。
老天不会那样地无情
如果用“晴天霹雳”来形容肿瘤病人接到确诊书那一刻的心情的话，确实是一点都不为过。在漫长的时间里，多少人用坚强的意志，超人的毅力，调整心态，求得平衡。面对家庭的、经济的、精神的诸多压力，诚如病友们戏言：“我们用‘三光’政策，鲜血抽光、头发掉光、钞票用光，才好不容易换来健康。”
心理平衡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所有肿瘤病人都必须承担巨额的经济支付，有医保的尚且要自负很多，没医保的便是一次性上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大数目。摊到一个普通家庭身上，无疑是一座“大山”，怎堪重负。我的上虞老乡、高贡村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以为是感冒发热，后来查出是肺癌，当即送到“浙一”开刀，继而化疗。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虞。杭州的妹妹每天给他送饭送菜，她还在上班，不便陪夜，就花50元一天雇用护理员，医药费、护理费、伙食费等等所有费用一概由她负责。每逢星期天，她还同丈夫孩子一起来病房看望，哥哥长、哥哥短的，叫得有多亲热。他在乡下的妹妹也隔三岔五的来医院看望哥哥，每次总要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病房里因他两个妹妹的到来而更乡音缭绕，亲情四溢。他术后化疗反应甚重，却从来不哼一声，腰间还留下一根管子，塑料袋里挂着一只盐水瓶，进出自如，从不叫护理员搀扶。他说：“我很知足了，有这么好的堂妹妹，真是前世有缘。”哦，原来这两位长得端庄秀丽的女士竟然不是他的亲妹妹。这位不幸的孤独老人不但有幸而且洪福不浅啊。
临安的一位农民病友、才五十出头的老金，虽是地道的山区农民，说起话来很有点“草木才子”的味道。他形容自己得病是“祸从天降”。去年四月的一个早晨，100多公斤重的竹笋担子压在身上，他照样走了10多公里山路回家。当晚有点咳嗽，吃了几粒感冒药一点没事，照样去厂里上班。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妻子勤劳能干，两个女儿，老大出嫁在厂务工，女婿入赘在部队是连级干部，外孙女已经上幼儿园了，小女儿在中学教书。家里有山、有地、有田，造起了两间三楼，日子过得很滋润。想不到小小的咳嗽咳出了大问题。到“浙一”确诊为三期肺癌，当即住院、开刀。第一次治疗用了十万元，都是亲戚赞助的，去年下半年开始化疗又用了十万元，多数也是亲戚资助。今年春季，他又旧病复发住院一个月。他曾经消极过，是亲友们再三安慰他，安心治疗。他的连襟在杭州工作，每天下班都来看他。原来咯血不止，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奇迹般地止住了。一位病友给他介绍省城的一位名中医，为他综合性调理。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几位老病友在他出院时都赶来送行。我作为邻床多日的病友用朋友送我的话转赠予他：“好在老天是不会那么无情的！”他笑着回答说：“吉人自有天相，老天总会眷顾着好心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