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唐弢

顾志坤

为了访唐弢，我们只好在北京崇文门一家小旅店耐心地等着，傍晚时，忽然传达室的阿姨来叫我：“有电话。”电话是叶至善同志打来的，说：“唐先生明早等你们过去。”

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雨，北京虽然已进入了夏天，但早晨的天气还是凉凉的。我们因为不识路，便雇了一辆三轮车，一个壮硕的中年人驼着我们在幽深的胡同里转了好几个圈，忽然停下说：“到了。”我们依着叶至善同志为我们画的草图和提供的门牌号，很快找到了唐弢的家，刚刚要敲门，门已经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已秃得光光但气色却很好的老人来，我们一询问，那老者便将大大的眼睛眯拢来，说：“我就是唐弢。”

在与唐老的交谈中，我们才知道他是浙江镇海人，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可那口原汁原味的家乡话，听起来是那么的熟悉，这使我们与这位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关于他写鲁迅传的事。唐老说，现在鲁迅传、评传之类的书籍已不少，新的传记要突破比较难，而一些研究鲁迅的材料，也基本上都已公开。所以，很难再有新的材料可以补充和发掘。因此，作为他来说，这部鲁迅传，主要是在写作上作一些探索，比如，写得更抒情一点，更生活化一点。要使人看了觉得鲁迅先生是个真正的与常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高大全”式的神，当然，唐老谦虚地说：“能不能成功还没有把握，写起来再说。”

唐老说他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时间太紧迫。他今年已七十有四，身患各种老年病，我们去时医生又给他开了六十帖中药。唐老笑着说，他自己因为喜静不喜动，医生多次劝他要多动动，因为适当的活动对他的身体有帮助，可他就是改不了老习惯，一坐下就半天不起来。医生规定他晚上写作最迟不能超过十二点，他也不听话，总是没日没夜地写。照理说，这样的工作效益是高的，可也不理想，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今天这个学术会，明天那个报告会，后天又是什么纪念会，还不时有不速之客闯上门，老半天不走。我们去时他刚刚去八宝山参加了一个教授的追悼会，他说年纪大的人说不定哪天就要走上这条路，因此越发感到时间的紧迫。

唐老说他在1952年时来过一次上虞，不过准确地说只是经过一次上虞，那时他在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工作，有事去宁波，路过上虞。他对上虞的印象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他说他与许多上虞人是老朋友，如胡愈之、夏丏尊、徐懋庸等，三四十年代有两个人写杂文被读者误认为是鲁迅的手笔，一个是徐懋庸，一个就是唐老。解放后，两人又同在文学研究所共事，因此，关系十分密切。关于夏丏尊先生，他则说得很动情，他说：“我最初知道夏丏尊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家。我知道他是教育家，也不是因为他和叶圣陶先生合写了那时没有一个中学生不知道的《文心》，而是因为他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读《爱的教育》时我还年轻，尚未到学校兼课。我的一个表弟在上海澄衷中学念初中，学校将《爱的教育》当作补充教材，每星期要学生交一篇读书笔记，表弟让我改笔记，有时干脆由我代笔。这样，我仔细地读了《爱的教育》，自己很受感动，我也完全同意译者在序文里对学校教育那种改来改去，举棋不定的做法的批评。他说：“好象掘池，有人说四方形的，有人说圆形的，朝三暮四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我认识丏尊先生的时候，他已由中年渐入老年，看上去完全是一位蔼然长者了。……珍珠港事件发生，丏尊先生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约楼适夷合作，从日文重译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本生经》，我也偶尔去霞飞坊寓所拜访他，恰如过去常到开明书店编辑部闲谈—样。他为我写过一个小条幅，可惜被人借去制版时丢失了。现在只保存着寄字时的一个短笺。其中说：“仆素不工书，谬承寄笺相强，惶悚实深，藏拙不得，乃腼然献丑，以应尊命，乞笑而存之可耳。”这是我现在保存着的丏尊先生唯一的手迹，日期为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晚。

唐老接着说，上海沦陷期间，他和夏丏尊都没有离开上海，那时因为乱，他没地方去聊天，就到夏丏尊主持的开明书店去，一聊就是一通宵，后来夏丏尊被日本人抓去，他也为营救他而奔波过。

对于我们邀请唐老来夏丏尊先生的故乡作客时，唐老眯着眼睛笑起来，说：“只要身体允许，时间允许，我很想到上虞去看看。”我们说：“我们期待着。”唐老却风趣地说：“我盼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