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与感念

——追忆夏衍同志

顾志坤

一个暮春的季节，因为刚下过一场雨，北京早晨的空气有点甜。九时许，我们按时来到夏衍老的家，这是一幢已略显陈旧的四合院，地是灰色的，瓦是灰色的，墙是灰色的，惟有廊柱是朱色的，但这仍不能掩盖这幢房子久远的年轮和岁月的沧桑。

这是1986年五月的一天，为了纪念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夏丏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专程来到了北京，访问这个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夏丏尊先生的老朋友夏衍老。

一个面目清瘦的老人，坐在书房窗前雨后初霁的晨光下，他的膝盖上伏着一只活泼可爱的波斯猫，不时地用小爪子梳理着黄褐色的毛。夏衍老的耳朵有点背，林秘书就将嘴巴凑上去，大声地说了几句介绍我们的话，他点点头，露出了慈祥的笑容，用浓重的杭州官话说：“我与你们上虞是有缘份的，因为我所认识的前辈与朋友中，有不少就是上虞人，如经亨颐、胡愈之、夏丏尊、吴觉农、徐懋庸等等。”夏衍老回忆说，他在就读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时，就已与经亨颐、夏丏尊认识了，只不过当时他们一个是“一师”的校长，一个是教员，而他还是个学生。

1920年，夏衍从“甲工”毕业，以后便去了日本留学，从此便各奔东西，没想在1927年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三天，竟在福州路一家浙江人开的振华旅馆的走廊上碰到了经亨颐先生。作为一名与廖仲恺齐名的国民党元老，夏衍有一次在日本遇到孙中山时，就曾专门谈到在“五四”时期认识经亨颐先生，孙先生当即就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指名站在旁边的李烈钧作他的入党介绍人，李笑着表示同意，又说：“你认识经子渊先生，让他作介绍人也可以。”就这样，夏衍在孙先生面前加入了国民党。没想到三年后，竟在这个地方遇见了自己所敬慕的前辈，他回忆说：“我高兴极了，他还认识我，看见我穿的是一套日本大学生的制服，就问我：‘刚从日本回来？’我请他到我的房间，简单地告诉他我在日本的情况……”当夏衍提出这次从日本回来后，打算到武汉去时，经先生点了点头，用浓重的上虞乡音对他说：“千万不能回杭州，那里杀人不比上海少……宣中华也牺牲了。”但经先生也不赞同他去武汉，叫他还是在上海等一等再说，因为武汉的形势也很乱，整个时局谁也摸不透，叫他不要去冒险。就这样，夏衍在茫然若失中，望着经先生的背影远去，从此就在上海开始了漫长而苦闷的像浮萍一样的生活。大概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际，长期在朋友家里当“食客”的夏衍遇见了茶叶专家吴觉农先生，吴也是上虞人，而且是他在日本读书时就已认识的。在夏衍先生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他与吴觉农先生的交往：“谈话中他问我为什么不译点书，可以有点收入，我欣然同意。他介绍我去见了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雪村)。章锡琛是第一次见面，而丏尊先生则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识了。他还记得我曾在《浙江新潮》上用过的沈宰白这个名字。吴觉农和他们谈了我的情况之后，丏尊先生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要我先译几章试试，这本书就是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这就是我靠翻译糊口的开始。我译了几章，丏尊先生看了表示满意，要我继续译下去。这本书大概有二三十万字，我每天译二千字，三、四个月才译完。由于当时章锡琛、吴觉农都是妇女运动的积极份子，开明书店还出过一本叫《新女性》的杂志，所以，接着就要我翻译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篇幅很大，最少也得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样，译书就成了我的公开职业……”1936年秋，已是中宣部直属的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的夏衍因为鲁迅先生对“左联”不满的事，去征求过夏丏尊先生的意见，夏先生对他说，鲁迅先生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以后为了上海文艺界中团结的事，夏衍又与夏丏尊先生有过多次的接触，但为开明书店译的书自然是很少了，而开明对他的帮助，却始终没有停止过。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为了安全起见，这年的十二月间，地下党便安排夏衍离开上海去香港暂避，临行前，夏衍匆匆去开明书店结算了译书的版税，约有一百二十几元，本以为这点钱可暂作安家之用，没想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破衣袋，偷去了六十元。上海当时的大米是每担七元钱，因此这六十元钱对夏衍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回到家里，心情懊恼的夏衍只好写信给夏丏尊先生，请他在自己离沪之后，对留在上海的家属和两个小孩给予酌情照顾，而他则在次日一早，悄悄拎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吩咐了妻子要注意的几件事，又轻轻地吻了吻尚在熟睡中的一双儿女，迎着刺骨的寒风，登上了停泊在公和祥码头上的“伯爵号”邮船，这一去就是整整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他才重又回到上海。没想，就当他在回沪后的第三天，急匆匆地去拜访阔别已久的夏丏尊先生时，夏先生已经病卧在床了。对于这一天的情景，夏衍老回忆道：“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而据夏衍了解，夏先生所鼎力帮助过的文化界朋友远不止他一个人，他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抗战时期，先生一家的生活非常艰苦，有时，他只能靠‘吃扁担饭’(即每天只吃两餐)，但是，他还是关怀着留在孤岛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介绍他们到南屏女中去教书，或者邀请他们翻译一些当时可以出版的书，来获得一点稿费……”

早晨的阳光在四合院内悄悄移动着，我们的交谈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林秘书又一次走进来，歉意地笑笑说，因为中国文联调整班子的事，夏衍老等会还要会见几个人。我们便知趣地站起来，没想夏衍老这时谈兴正浓，摆了摆手，叫我们重又坐下来，说：“你们上虞我还认识两个人，一个是胡愈之，一个是徐懋庸。胡愈之我1929年就认识他，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合作过，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和杨贤江、沈雁冰是同事和好友，他精明干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际问题专家。”因为都是上海“文救”会的理事，夏衍当时常与胡愈之等在一起开会议事。抗战胜利后，离开上海八年之久的夏衍重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谁知出了几期之后，就被国民党查封。无奈之下，只好去新加坡投奔胡愈之，因为他正在那里主持一份《南侨日报》，没想在那里干了半年，又被当地政府“礼送出境”。直至解放以后，两人才重又见面。

关于徐懋庸，夏衍老回忆说：“以前我和他不认识，直到1934年，在夏丏尊家里第一次见到他，一听口音就知道是余姚、上虞一带的人，尽管初次见面，但谈得很熟脱。据他说，1929年我在劳动大学教书时，他还是这所大学的中学部学生。那时我到劳动大学去教书，是吴觉农介绍的。”但是在围绕当时“左联”是否解散的事，上海文艺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夏衍老回忆说：“一次遇到徐懋庸，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经过他的奔走，鲁迅已同意解散‘左联’了，他讲话有点责备我们的意思，说这件事为什么不直接和鲁迅谈？托人传话，反而会把事情弄僵。他说，他自告奋勇地和鲁迅谈了两三次，鲁迅还是同意了，只提了一条意见，就是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我夸了他几句，并要他今后多和鲁迅联系(当时徐懋庸是‘左联’行政书记，和鲁迅的关系一直很好)。”然而，这场文坛的论战和纠纷，因为激怒了鲁迅，最后在上海的文艺界引起了尖锐的对立和分歧，自然也影响到“左联”同仁和朋友间的关系，但对徐懋庸的为人，夏衍却是十分肯定的，他说：“自从认识他以后，我和他就成了很谈得来的朋友，他很用功，读的线装书比我多，下笔也很快，在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不少好文章，但是，他和冯雪峰一样，有一种浙东人特有的倔脾气，少年气盛，也有一点傲气。但我对于他的不讲假话，还是有好感的……”

时光过得真快，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林秘书又一次走进来，还未待他开口，我们就主动站起来，这次真的要走了。夏衍老笑笑，把膝盖上的那只波斯猫赶下，准备拄着拐杖站起来送客，但是他那条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腿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只好歉意地笑笑说：“老了，不中用了。”我们再次向夏衍老告辞，就在即将迈出这幢普通的四合院大门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头望去，只见夏衍老仍在望着我们，那只瘦瘦的手在不停地朝我们挥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