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山“三堂”传奇轶事

俞文治

在虞舜高山大地，从抗日战争沦陷到浙东纵队带领群众英勇抗日，从胜利后浙东纵队北撤到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车辙里，凡笔者在当年那些血与火的战场遗迹里采集、寻访到的可传之人与可传之事中，上虞老县城丰惠大南山的“三堂”，是3位让人难忘而值得追记的人，他们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不应该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灭。

“三堂”，这是虞东南一带人们流传的对王雅堂、王森堂和王小堂的惯称。他们都是大南山燕河村最普通不过的山民，可传的是，在五六十年前的两场战争中，他们也是党在大南山里的脊梁骨。

国破家亡 走上抗战路

60多年前，深居在大山里的人民，也同全国人民一样，为国土的沦丧、日寇的暴行、前方战场的频频失利而迷茫。1945年5月，党领导的用三五支队灰色番号的抗日武装800多人分3批从浦东南渡钱塘江到达三北，第二年8月在陆埠袁马成立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纵队，接着又建起了浙东游击纵队和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大山里的人民也终于盼来了救星。

巍巍四明山，方圆八百里，雄踞姚、虞、嵊、奉、鄞五县市，史书记：“四明山，凡280峰，上有四门，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大南山是四明之余脉，山峦起伏，山势险要，浙东纵队建立后不久，就在此建立了党的联络站和冬防队。于是，万山丛中，抗日武装发展开来；青纱帐里，“三堂”成了游击健儿。雅堂虽个子不高，黝黑的脸面，却精干善战，蹿几个山头如履平地，他生肖狗，于是就有一个“乌狗”的外号。深夜里，他经常带领民兵，背梯子，带老虎钳，去董家岙、清水塘等地剪掉敌军用电话线，白天又常担柴去城里侦察敌情，为游击队送去情报。与雅堂不同的是，森堂和小堂却善于做发动工作，经常在松油明子下向大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小堂在日寇上山焚烧村里100多间房子中，他的房子不但被烧，就连自己的小囡也被压死在火海，讲起来更是怒从心头起。在他们的发动下，一时村里的民兵发展到100多人，村民赵福生、赵海潮、赵国良、方成灿、梁岳昌、钱永法参加了三五支队。一次，一名三五支队的伤员从火线上进村了，他们就设法安置在最安全的白洋庵瓦窑岗独家村蔡荷花家里，每天，蔡荷花给伤员吃过早饭后就背他进深山里藏起来，又把中饭和晚饭偷偷地送上去，天暗下来再背他到家里，最后使这名伤员重返了前线。这样的日子不是二三天，而是整整两个月。

敌伪顽里 巧妙周旋

燕河村虽离丰惠不过8公里，但山高峰陡，主峰寿桃尖海拔557米，那时全村100多户就散落在十八涧、胡家舍、横沿、跑马岗等40个地方，有的山岙不过二三户甚至只住一户人家。凭着这复杂的地形，上虞沦陷后的燕河就成了敌伪顽与我相互争夺的地盘。曾任村党支书的夏月利说过：“解放前我们村有六种兵：除了自己的三五支队、武工队和民兵，还有从国民党县政府逃来的、从嵊县流窜来的土匪王部和常来扫荡的日本鬼子这三股势力。”王部虽只七八人，只住里庵和白洋庵，却是经常扌可鸡鸭，强奸村妇，无恶不作，这伙人都有大肚皮、红眼睛等绰号，头子叫老肖的原是国民党杂牌军里的一名排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方审时度势以互不侵犯为权宜之计。但是有一天还是有两村民竟被王部打死了，这事让“三堂”哪里还忍得住，于是就拉起民兵反击，并击伤了一名土匪。不料为此却风云突变，土匪疯了，扬言要把燕河烧成白地。“三堂”也感身上的担子很重，就立即向时任上虞——余姚地下政治交通员的肖董汇报，并请肖董与王部头子老肖进行谈判，最后双方许下了一致对日、互不侵犯的诺言。通过这事，“三堂”以后就在这狼烟四起的日子里，始终按照党的指示与敌巧妙周旋着。

月黑风高 虎口脱险

在浙东纵队北撤后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使用梳篦战、拉网战式的搜山清剿，更有便衣特务的突如其来，这是燕河岗内经常上演的一幕。1948年的一个冬天，寒鸦绕树，暮云翻飞，北风刺骨的黑夜里，国民党军队10多人又来扌可“三堂”了。他们首先要的是住在胡家舍的雅堂，很快就守住了他家的前后门，睡梦中的雅堂突闻狗吠，知道情况不妙，但他神色镇定，一看守后门的是丁宅大齐岙人、孟尝乡乡自卫队员赵金法，于是就言之凿凿地对赵道：“附近人都认得你，我们都是穷苦人，难道你也犯得着为反动派卖命吗？”一句话赵动心了，同意放他一马，雅堂遂抛出棉袄，蹿进密林，赵对袄一枪，雅堂脱险。1949年3月赵随国民党孟尝乡乡长钱肇熙带领的15名乡自卫队员，携长短枪16支举行起义，赵也成为我党的一名好干部，60岁后享受离休待遇，这是后话。再说森堂、小堂听到上坎枪响，也立即作出了应急措施，森堂登高爬上了屋顶，住在横沿草屋里的小堂也跳出后窗躲进了柴蓬。自卫队扌可“三堂”落空，暴跳如雷，就抓出森堂的老婆，用步枪搁在她肩上连开两枪，喝令她交出丈夫，但是她一口咬定“不知道”，最后自卫队也只得连夜返乡里去了。

丁宅街上 智退顽敌

这是1948年3月的一天，雅堂与余上办事处地下交通员卢桂珠，奉命去丁宅保长家投限期送粮的条子，不料被国民党浙保情报发现，并立即有近百武装包围上来了。雅堂见行将被捕，命悬一线，又急中生智，一面叫桂珠速速隐蔽到群众家的床底下，一面从腋下拔出三号木壳连发两枪，接着又向敌人掷出两颗手榴弹，冲出包围，蹿上庙湾山上，爆炸声中他吹响了哨子，高喊：“一班掩护，二班冲呀！”此时已近傍晚，敌一时间懵然不知所措，竟全被这虚张的声势吓退了。1945年9月底，浙东纵队北撤后，坚持在四明山的留守人员，在不久就受到国民党两个正规军、两支杂牌部队、浙保一团和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分32路清剿。在这些日子里，“三堂”也为肖董等留守人员建立堡垒村，使他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北撤后肖董任虞东区特派员、姚虞县工委委员、虞东区委书记，1948年6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9月12日被害。

“三堂”早在1944年就由肖董介绍入党，雅堂、森堂并分别任民兵正副大队长。解放初，小堂在凤鸣乡任副乡长，森堂为村农会主任，笔者曾同他一起上燕河岗，晚上还在松油明子下为他开过村民大会，进村当天，雅堂等正上白石岭剿匪去了。以后，雅堂为绍兴市政协委员。如今，“三堂”均已病故。他们共遗下9子5女，但除小堂有1子是小学教师，其余子女都守在大山里，这从他们的思想境界层面上说，也是可贵的。

巍巍青山，人们怀念着3位已故老党员的革命业绩；郁郁翠竹，历史记录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事实上，这种爱党爱国的民族精神，不正是中国今天大步迈向富强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