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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经典 一脉风流(一)

———越剧的念想

益尔


在人们的眼中,江南自是一个山温水软、柔意绵长的感性之地,它仿佛婉约宋词里的意境,杏花春雨,黄鹂婉转,紫燕呢喃,充满一派才子佳人式的浮华景象。越剧,正是在这般轻盈灵动里怀胎、分娩,并以其特有的智慧和韧性,彰显着江南丰沛激越的文化血脉,在苍茫历史中,凸现了江南文化的柔韧,演绎了江南的另一种凄美。

真正喜欢上越剧,那是缘于一出叫《血手印》的越剧戏。其时,作为一名应朋友再三之邀而初次观看越剧的观众,并不知道戚雅仙与毕春芳已是大名鼎鼎的流派人物。然而,从不情愿到被吸引,从应付到入迷,只是因为对“曰非细腻曲流畅,情真意切声犹哀”的越剧悲情花旦戚雅仙的戚派唱腔产生了共鸣。其饰演的王千金一出场便以悲调开腔,一段《花园会》便把王千金当时“纵有心事万千,更向何人诉说”的愁闷、悲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与毕春芳一段“法场祭夫”,更是把戚派的悲剧情韵推向了极致。因了这样一段越剧情缘,我得以在以后的时光岁月里触摸到越剧的心灵轮廓,感受了百年经典的无限魅力……

江南山清水秀,人亦一如山水般清秀,性格柔婉,有一种阴柔之美,于是,注定了越剧要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水袖要在水泽沼国上舞起。光绪三十年(1906年)清明节,嵊县东王村艺人高炳火、李世泉、钱景松,在村中香火堂前用门板搭成临时戏台,穿上从农民家借来的大布衫、竹布花裙,演出《十件头》、《双金花》等。然而,就是唱书艺人第一次在嵊县本地登台演出,便令越剧有了一个简朴的名字,曰“小歌文书班”,后则简称“小歌班”,以别于绍兴大班(绍剧)。新生剧种在古老剧种面前,戏班小,剧目少,唱腔单调,可是,一出出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动人故事,一个个贴近大众心理的故事情节,一桩桩贴近大众日常趣味的演唱,都难以遮掩其勃勃的生机。

如同物种进化一样,“落地唱书”默默地在时光的轮回中,在其适宜的土壤中不断发育、滋长。从1920年小歌班艺人在上海演出《琵琶记》、《梁祝哀史》、《碧玉簪》、《孟丽君》,到在大世界游乐场演出挂出“绍兴文戏”牌子;从“男女混演”到女班完全取代男班,从中无不张扬着其勃勃的艺术灵性。而当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等“三花一娟”名伶的脱颖而出之时,当1938年秋,用“越剧”名称替代“女子文戏”中心之时,越剧便涂写着其将要喷薄欲出的精彩华章。想一想吧,在那样一个时代,传统的中国戏曲要演“时装戏”,无疑是一种“时尚”的举动。

谁也没有想到,当我们的祖辈在剡越大地上收集采撷一个音符,用竹笛、洞箫、琵琶、扬琴、越胡以及那清脆的“的笃板”演奏出来的时候,那清悠婉转的“尺调”、“四工调”、“弦下调”竟成了对乡村精神民俗文化最经典的歌颂。越剧的出身虽平俗,却并不影响其在城市另一“T型舞台”上的走红。那车水马龙的人流,那高耸入云的大厦,那在城市一隅发生的种种浪漫连着酒红灯绿,都袅袅婷婷地从音符里流泻出来,只是还保持着自己的本色,时而翩若惊鸿,时而矫若游龙,时而如彩蝶纷飞,时而如霓裳起舞,时而哀怨缠绵,时而慷慨激昂,似乎蕴藏着永远读不完的人生语言,包涵着永远品味不尽的关于情爱和人生的真谛。

是啊,悠悠剡溪蜿蜒,一群花样少女从田间走出,带着她们的“落地唱书”,闯入大厦鳞次栉比的摩登城市。飞舞的水袖,摇曳的身姿,柔婉的唱腔,迷住了那些头发花白的资深戏迷,也令听惯了洋腔洋调的时髦青年们为之倾倒。曲调依旧,板胡依旧,除却了或多或少的土味儿,从此,越剧便有了她新的生命与魅力。由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竺水招、筱丹桂、张桂凤、吴小楼、徐天红等“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的越剧《山河恋》,似乎为越剧艺术底色涂抹了艳红不灭的光泽;而由袁雪芬领衔主演的《祥林嫂》,则似乎是解开了魅力越剧一个蕴藏多年的“梦”:越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汲取姐妹艺术营养、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不是吗?同样诞生于江南的戏剧,总以为昆曲的尊贵太精致而典雅,绍剧的阳刚又太浓烈而铺张,而滩簧的率性更粗鄙和媚俗,惟有越剧才如吸纳山川、河流的大海,融昆曲、绍剧、滩簧、京剧以至话剧、舞蹈等诸多艺术精华于一炉,构筑了一座美妙的岛屿,让所有热爱江南越剧的芸芸众生,无不以登临观览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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