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梁祝”

——为故乡远古的女儿作传

顾志坤

把故乡远古的女儿祝英台写成长篇小说，一直是我所苦苦追求的。这一是因为“梁祝”的故事虽然妇孺皆知、凄婉动人，历代的文人墨客和民间艺人围绕这个故事所创作的唱本、民歌、弹词、宝卷、戏曲等也足有数百个版本，但独独没有人用小说来表现它，虽然解放初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先生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在香港发表，但因为容量太小，情节没有展开，内容中又多有糟粕，因此并不成功，我想填补这个空白。二是作为祝英台的一个同乡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来写这部小说，其用意当然不言而喻。

当然，促使我下决心动笔当即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原因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是1989年夏天，我正请创作假在家里创作《故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广陵散主人——嵇康》。有一天，当我在头昏眼花的傍晚扔掉手中的笔想稍稍休息一下时，无意中瞥见了桌角上的一份报纸，那上面有一篇小文章，最长不会超过三百字，但内容却触目惊心，有人对祝英台是否是上虞人提出了质疑，这篇刊登在报屁股上的文章顿时使我引起了警觉，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这篇短文的发表，可能预示着一场祝英台“户籍”之争的风波即将出现，基于这个判断，我当即决定，停掉手头正在创作的《嵇康传》，把原打算在两年后再创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提上来。我当时想，我必须在这场“户籍”之争未形成定局之前把书写出来。我当然不认为这部书能使一些窥视已久并早想改变祝英台“户籍”的人心服口服，改弦易辙，但我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要想动祝英台“户籍”的企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瞧瞧这部书吧，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呢。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动笔到出版，总共花了三年多时间，期间有关“梁祝”遗存地的争夺风波，几乎没有平息过，不是宁波与上虞争，就是上虞、宁波与河南驻马店之争，当然还有杭州和宜兴争。总之，争得硝烟弥漫，风起云涌。期间诸暨与萧山的西施之争、绍兴与淮阳的周恩来之争，也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这样的白热化之争中完成的。

对于这部书的书名，最初不是叫《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叫《祝英台与梁山伯》，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在“梁祝”故事中，真正的主角不是梁山伯而是祝英台，试想，在夫权，父权为主，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外的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便如一条条毒蛇，时刻缠绕窒息着那个时代女子的青春，成为她们身上永远解不开、打不碎的酷毒枷锁，妇女只是男子们的附庸和工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男子可以休妻再娶，或者三妻四妾，而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样的情景下，一个柔弱的女子，孤立无援、势单力薄，她要外出求知，竟然要女扮男妆，三年而不露真相，其间的悲苦，谁人能知。而在婚姻上，她为了追求自主与幸福，不仅要奋力地与父母，与马家进行抗争，更重要的是，还要与她周围有形无形的封建礼教进行搏斗，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冒多大的风险。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祝英台都要比梁山伯承受更多和更大的磨难，悲剧不发生在她们的身上又发生在谁的身上，不以她们的壮丽反抗和最终毁灭为表现对象又以谁为对象呢？换言之，不以她们为主角又以谁为主角呢?

当然，把祝英台列为“梁祝”故事中的主角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祝英台是上虞人，作为上虞的作家，我对她当然抱有偏爱，这也无可厚非。虽然该书的责任编辑们一致认同我的创作思想，但在本书的书名上，他们又显得有些谨慎有余，认为这样取名有悖于中国读者的传统习惯，建议还是取《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好，我拗不过他们，只好作罢。

与所有有争议的作品出版以后在读者中所引起的反响一样，《梁山伯与祝英台》出版以后在某些读者中所引发的争议和不满比我预想的要激烈和多得多。一位宁波的读者对书中以祝英台为主角的创作主旨颇不以为然，认为这并不能动摇梁山伯在宁波人心中的地位。一位在江苏宜兴的文化系统工作的同仁来信说，本书中把梁祝的读书处放在杭州是对事实的歪曲和对宜兴的不尊重，他强烈要求该书在再版时予以更正，否则他们将专门著文予以反击。最为激烈的当数来自河南驻马店的一位老者，当我在某一天的早晨正要端起饭碗吃早饭时，一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电话骚扰得我食欲全无，这位乡音颇重而又沙哑着嗓门的老者显然是位当地“梁祝”传说的誓死捍卫者，我在他的几乎有点气急败坏的话语中听出一点意思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明明是他们河南人，怎么竟变成浙江人了呢？荒唐，荒唐。我不想与他抬扛，因为我理解他，而我要做的，就是通过作品把最有说服力的考证和依据奉给更多的读者，从而求得历史和社会的认同。从比较狭隘的观点看，作为上虞一块最具响影力和品牌效应的“梁祝”文化，上虞的文化人，哪怕在悍卫她的过程中稍稍有点过份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不仅仅只是对“梁祝”故事遗存地域归属的捍卫，更重要的是对虞舜之地悠久、独特、丰富、厚重和多彩的文化履历的追溯和认定。

对前者而言，那不过是皮相之见的热闹，而对后者，那才是点中了文化经脉的穴位。因为它可告诉世人，在上虞这块弹丸之地上，因何会出现如此灿烂夺目的文化，因何会有这么多名人英杰，因何会在今天，创造出如此令人瞩目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这是数千年来文化濡养和累积的结果，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自然交融和延续，任何抽掉或失掉其中的一节，比如说“梁祝”文化，那就会在上虞数千年来光彩夺目的本土文化的履历上，造成一段无法弥补的缺失和断层，这种缺失和断层，任你后来人如何的努力和填补，也是无济于事的。

还是来听一听谢晋导演的话吧，他也是祝英台“户籍”的捍卫者，若干年前，他就决定要拍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当他在媒体上向海内外征集电影剧本时，我的书出版了，他看了我的书，并在扉页上题上这样一段话“将家乡优美的民间传说、美好的人性传播到全世界”。是的，世界上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知道“梁祝”的故事。今天，这个被誉为东方的《朱丽叶与罗密欧》的民间故事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这是文化传承的力量。但是，因为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人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戏曲、电影和小说了，他们又有了新的期待和要求，于是经济的功能和价值取向出现了，而这种功能和取向一经强化和重视，必然使社会出现对文化产品特别是精粹文化资源的垄断和独点的企图，于是纷争便开始了，这之前全国许多地方对“梁祝”遗存地的归属之争和近期河南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的突然命名所引起的风波，都是如此。坦率地说，要平息这样的风波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指望在某些场合达成一些无法律约束的“共识”也只能是自欺欺人。重要的是行动，用行动来证实你的独特、你的独创，从而也证实你的存在。

除此以外，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