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玉良喜爱《滕王阁序》说起

益尔

杨玉良是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对记者说，以前只读科学，很少看文学。但有一次，一位中文系教授给他写信，短短几句条分缕析，让他甚为佩服。在那位教授指导下，杨院士读起《古文观止》。而“每次我读《滕王阁序》，总是心潮澎湃，能看到一幅优美的画面”。他说，科学讲的是理性精神，但仅仅有理性精神还不够，还需要想象力。“科学大师哪一个不是具有汪洋般的想象力，否则，如何创新呢?”杨院士这样说(见11月25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无独有偶，笔者看到这样一个材料：法国数学家塞尔是迄今为止数学界惟一获得阿贝尔奖、菲尔兹奖、沃尔夫三项大奖的“三冠王”。在他60岁时，他接受法国的记者采访，以下是有关他的文学阅读的回答：“从我童年起，读书就是我的一大爱好……在我喜欢的作家当中，我可以举出圣西门、司汤达、普鲁斯特、吉奥诺、凯诺、尤瑟纳、道尔麦森，还有诗人魏尔兰、兰波、佩斯；美国作家福克纳、奥康纳、纳博科夫、辛格、厄普代克；英国作家吉卜林、福斯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伯尔；北欧作家拉格洛夫、拉格奎斯特、汉姆松、迪那森；意大利作家布扎蒂、卡尔维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谁能否认塞尔在数学研究上的造诣与其文学阅读广泛无关呢？

其实，文学创作与科学创造总是有着诸多的关联。越往前进，文学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福娄拜语)。要知道，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界的活动，它把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秩序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样，文学创作活动也有巨大的洞察现实的力量，要说区别，只是科学主要是在知识的领域里探索，而文学主要是在感情的领域里探索。而正是由于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洞察现实的力量，所以文学作品中有时亦包含着科学发现。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便道出了两条物候学规律：草的荣枯有周年的循环，这种循环以气候为转移。

有人以为科学创造要受严格的逻辑和事实的框架的限制，而艺术创造却是自由的。其实，两者既有必然的一面，又有自由的一面。尤其在现代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日益加深的同时，更加要求科学家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的独创作用。加强文学阅读，增添文学修养，无疑是丰富情感，提高想象力，促进科学创造的有效途径。

中华文明五千年，有文学的历史起码也有三千年了。在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上极其丰厚、极富滋味、极有光彩的文学艺术资源。“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长伴屈原清”，乃此之谓也。而深藏其中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的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和审美情趣，都是可以审视、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可以体味的。在“许以千古，仰其光芒，沐其清新”之时，人们得以引发科学研究的兴趣，跃上科学联想的良骥，以至纵横驰骋于科学创造的疆场，此乃文学始料未及却是出乎必然的特异功能。

文学的这种特异功能，而今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在中小学抑或大学，学生们很少问津文学。在一些书店内，文学名著很少有人光顾，便是明证。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则在于看不到文学对人的素质提高，对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想象力决定创造力，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世界著名华裔科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最近指出：“我本人曾经深受中国古代文学、古代诗词歌赋的影响，从《诗经》我看到比兴的方法对找寻数学方向的重要性，吟诵《楚辞》和《史记》激励起我对数学的感情，激励起我向大自然追寻真和美的感受(见11月18日《重庆日报》)。丘成桐之语，不仅道出了文学之于科学创造的真谛，而且更是寄希望于人们热爱文学、阅读文学，藉此去寻找大自然的真和美。

引发科学创造，培养创新能力，自然有多条途径，有多种方法，但无论如何，不断拓展文学阅读面，努力积累文学修养，不失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或许这还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