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抗日的夏丏尊

夏弘宁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成为“孤岛”，环境日益恶化，夏先生仅依靠开明书店少量津贴维持全家生活，他不愿抛头露面，外出任职，谢绝一切对外活动，深居简出，坚贞自守。

1943年12月15日清晨，日军出动宪兵多名，突然去霞飞坊寓所将夏先生逮捕，离家时夏先生关照家人说：“向章老板说一声。”日军就追问章老板为何人？逼夏先生的家人陪同去住在同条里弄的章锡琛先生住处，将章先生也一并逮捕入狱，关押在当时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日本宪兵司令部后面，用几幢民宅改建的一号牢房中。十天中，审问五次。日军知夏先生会说日语，要他用日语回答，夏先生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你们有翻译人员，翻译就是了。”

在夏先生出狱后第二天，当时也被关入一号牢房的沈寂先生，在他晚年写的《风云人生》一书中，对此有详情记载：“牢房三面是灰色的墙壁，面临走道的一面用小柱样的木条钉成栅栏，让宪兵在外可以窥视关在里面人的动静。牢房长方形，牢底用水泥垫高两尺，水泥地上铺一层长木条的地板，墙边有一尺多长的木板，可以掀起，下面是臭气十足的铅皮粪箱，供囚犯大小便用。屋顶中央嵌一盏电灯，日夜发出黯淡无力的光。墙上贴着一大张白纸，写着中日文对照的“犯人须知”：早上六时起身，晚上九时睡觉，不准谈话，不许自杀和殴打等字样。晚上，在地板上铺一条毛毯，身子像卷筒似地裹住毛毯，关的人像沙丁鱼似地挤睡在一起……饭食是大米夹杂东北小麦，有异味很难上口。另有一小碗汤，夹杂一些日军吃剩的鱼皮或走味的黄蚬等。

夏先生关的一号牢房，有五六个难友，有爱国中学姓徐的老校长，世界书局编辑赵侣青，大中华火柴厂经理徐慰春，年纪很轻叫名“三扣子”的船工，以及一位能讲中文的德国人。

夏先生入狱后，日宪兵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宣言，上有夏先生的签名，加以问罪，夏先生拒绝回答。后以先生患有胃病为由，送来白米饭和烧菜，夏先生三天不食，以示抗议。日宪兵队长改变策略，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自称是夏先生在日本时的学生的日本人，又是日本著作名家的后人，穿一身和服，口称老师，学生某某前来叩见，还说宪兵队长事忙，一时疏忽，竟由下属将老师囚禁，实属失礼；并说夏老师患病拒食不合口味菜肴，因绝食而影响健康，今派学生前来赔罪和邀请，由学生陪同饮食，恭送出狱。夏先生见他说的是请吃饭并送行，也就应允。他步履从容，不慌不忙，随着恭恭敬敬的日本学生走到总部二楼，一间宽大的会议室内，面盆大似的太阳旗下，摆着一桌酒席。有四个日本军人，身穿和服，肃立恭迎，朝南的上位空着。那日本学生请老师上坐。夏先生落落大方地在上席坐下，学生敬酒夹菜，老师摆手拒食。日本人满面媚笑说：“夏先生在战争前后，为国为民身居要职，贡献极大，我等敬佩不已。”夏先生心想，这些爱国救亡的职务和抗日活动怎么会在敌酋嘴里成为敬佩不已的贡献？便正颜厉色地用中国话责问：“那你为何将我关在牢里？”

“误会，误会。我们以万人尊敬的心情，向老师提出一个请求，我们恳请老师，为大东亚共荣圈鼎力……”

学生话未说完，夏先生昂然起立，直进牢房，气愤地向难友们叙述了上述经过。

夏先生被捕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四出营救，日本宪兵在第二天，悄悄地将这位可敬的文化老人放送回家。夏先生出狱后的第二天，当年在学生中进行爱国抗日活动的沈寂先生也被关在一号牢房，难友爱国中学的徐校长向沈寂轻声介绍另一难友说：“他是世界书局的编辑赵侣青先生，他和夏丏尊先生一起关进来，你总知道夏丏尊吧，就是翻译《爱的教育》的。你进来的前一天，他才放出去，他在牢里的所作所为，令人肃然起敬。”赵侣青在狱中向沈寂缓缓道出他和夏先生一起被捕的经过，介绍夏先生在狱中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无私的品质。沈寂先生就据此在《风云人生》一书中，写出了以上一段弥足珍贵的狱中纪实。

夏先生经日寇逮捕折磨，身心深受损害，身体更为虚弱。

抗日战争胜利，夏先生日夜期盼的“胜利”终于来到。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接收腐败和掠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夏先生从期望摔入失望的深潭，在贫病交迫中，于1946年4月23日，在悲愤中离开了人间。

重庆《新华日报》于4月27日，发表《悼念夏丏尊先生》社论：

……

丏尊先生数十年来，努力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曾建树不可磨灭的功勋。留居上海，坚持孤岛的文化工作，对敌伪进行了艰苦的文化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生于三十二年(1943年)被敌伪逮捕，迫其屈服，但先生在威胁利诱之下，正气凛然，屹然不动。敌伪虽然狡黠残酷，亦无可奈何，这真是可以说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了。

《新华日报》为一位文化人的逝世，专门发表社论，是不多见的，这篇社论，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机关报，对夏先生的一生所作的最有权威性的评说，如夏先生有知，读完这篇社论，定将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