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乡贤石甘棠

陈秋强

在举国上下以各种形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难忘时刻，一位乡贤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挥之不去，他就是石甘棠先生。

石甘棠，原名刘泰，字望青。老家住丰惠刘家高道地，是我岳父刘绍恩的堂阿叔；论起辈份来，我要叫他叔公。

据岳父介绍，石甘棠是位传奇式人物，他出身大地主，但年轻时毅然背叛了剥削家庭，学生时代便投身革命。22岁参加了上虞抗日救亡协会，23岁加入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二团政治处特派员等职。建国后先后任宁波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兼市公安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南京国营734厂党委书记等职。对于这样一位传奇式的长辈，我仰慕之余很想一见。1986年机会悄然来临，那年夏天，我刚好去南京江苏教育学院进修，报到的第一天，叔公便赶来看我。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高高瘦瘦的个子，耳朵上按着助听器，着一身藏青的中山装，清癯的脸上露着慈祥的微笑。

当时叔公已年届70高龄，我俩年龄相差近30岁，又是初次相见，所以我一直显得比较拘谨，但老人家很看重我这个晚辈，不仅专门邀我去他家里做客，拜访了叔婆曾鸣老人，而且性格开朗，十分健谈。

从南京回来之后，再通过岳父的介绍和旁人的回忆，老人家的身世生平才慢慢开始清晰了起来。

一

1934年，石甘棠离开了丰惠刘家高道地，到上海新亚中学读高中，19岁的他，外貌清秀，温和，身体修长，爱穿淡青色的竹布长衫。

新亚中学地处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隔壁一边是所日本小学，一边是座日本戏院，马路两旁边多的是日本店铺和那些一脸傲气的日本兵，处于这样特殊的环境，石甘棠对日本兵有着本能的反感。

“一二·九”号角吹响了，消息传到上海，全市各大学生联合召开代表大会通电支援北平学生运动，反对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上海还有80多所中学，也发表宣言响应。当时颇有组织才能的石甘棠已担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又正好是上虞同乡谷斯范，两位主席秘密联络了学生骨干，准备参加这一抗日行动。

12月24日清晨，同学们分批溜出了校门，等校方发现严加阻拦时，已有36位同学集中在指定地点，他们便打出了“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白布横幅，沿着北四川路前进，斗志昂扬地喊着口号：

“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武装收回东北三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马路旁日本侨民多的地方，口号喊得更响。队伍到宝山路口转弯，目标是北火车站。到了那儿，已占领车站的大学生们，冲出军警包围圈，打开缺口让他们进站去。当晚，上南京请愿抗日的列车开动。没司机，同济大学机械系的同学开机车。多处钢轨被掘断，列车过不去，自己组织抢修队修路。为防翻车，小摇车在前，列车跟在后面慢慢前进。有时为修复一段钢轨，列车不得不在荒野停留三、四个小时。到无锡被两千宪兵包围，才无奈结束旅程。从上海到无锡，本应几小时可到达，列车却在冰天雪地跑了五天五夜，他们在车厢里挨饿受冻苦战了五天五夜。后来石甘棠常说：“人生一世，能受到那样一次锻炼，可不容易哦！”

那次上京请愿的爱国行动中，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温和、热情的好脾气和当领导的才干，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时抢修队的工作是最艰苦的，掘掉的钢轨被丢在结冰的水沟里，下水去抬钢轨，冻得手脚都麻木了，人手不够，要各列车厢派人补充，断粮时靠群众送来的慰劳品填肚子，半个馒头当一顿饭，有时甚至一人只分到一、二片饼干充饥，这怎么济事？年纪小的同学饿得哭了，有的发牢骚。在这种困难时刻，他能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并讲笑话、猜谜语，活跃车厢里的气氛。真可谓：“疾风知劲草”，石甘棠在这种紧要关头，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优秀品质。

二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石甘棠和谷斯范，还有胡愈之的小弟胡学恕，三个人一起从上海回到家乡，参加了“上虞县各界青年救亡协会”。石甘棠和胡学恕、陈树谷、罗振声、诸觉等同志，集合了四、五十个青年组成了“上虞抗日流动宣传团”，下乡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活报剧，得到群众的欢迎。国民党县党部放出谣言，说：“流动宣传队”是“鼓动四乡老百姓造国民党政府的反”，开始停发经费，后来下令解散。石甘棠写信给上海的曹白同志，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曹白原名刘平若，新亚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师，他是木刻家，木刻作品受到鲁迅的赞赏，鲁迅先生故世前住在横滨桥附近，曹白常到他家去。曹白爱好文学，有作品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石的进步思想多半受曹白的影响，曹白回信说：“上海也需要人，你到上海来吧，干点于抗战、于人民有益的事，免得在上虞受闲气，救国无门……”那时曹白正协助赵朴初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工作。沪战爆发，从虹口、闸北、南京逃进租界地区的难民有几十万人，安排在200多个收容所，其中学龄儿童有27000人。要养活几十万人的经费筹措，需要几千管理人员，还得解决学龄儿童入学，都是大难题。曹白介绍石甘棠进“康悌收容所”工作，所址原是恒丰印染厂的厂房，收容了三千多难民。编老人、壮丁、妇女、儿童四区，分住在四、五条弄堂里。伙食包给民生食堂，吃糙米掺麦，菜边皮、萝卜烧汤下饭。职工编制名额12人，工资总数150元；实际有50名职工，150元大家平分。石是1937年底进去的，每月可领3元工资。地铺垫的烂稻草，成了“三虫”(蚤、虱、臭虫)的大本营。但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动摇石甘棠参加革命工作的热情，日子过得紧张、热烈。对3000多难民做宣传教育工作，这担子不轻啊！把他们组织起来，读报、讨论时事，领唱救亡歌曲，办识字班，给难童上课，搞文娱活动……他们还得抓自己的学习，成立读书会，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和鲁迅、瞿秋白等人的进步文艺作品。中共地下党很重视难民教育工作，“康悌收容所”初成立时的领导是韩念龙同志，一个月后，石甘棠便担任了主任之职；副主任是共产党员陈福海；后来，他俩秘密发动壮丁组60多积极分子，于当年8月中旬，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石甘棠从此开始了革命军队的生涯，担任过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参加过黄桥决战和莱芜战役。更长的时间是担任保卫工作，曾任苏中三公署保卫处科长、苏中如西县公安局局长、苏中三分区锄奸科长等。1947年5月起任三纵(后改22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宁波解放，石甘棠任宁波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兼市公安局长，与破坏治安的特务盗匪以及金融投机奸商作斗争，与美蒋敌机连续轰炸下的各种破坏活动作斗争。

三

1959年，石甘棠调离浙江，进军工生产部门，赴南京担任国营第734厂任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国营大厂党委书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罪名在劫难逃，造反派说他是“座山雕”、“五·一六”分子中的大头目。一年多的关押折磨，身体完全跨了下去，有一次突然中风，几乎送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石甘棠总算躲过了这场浩劫。退休后，住在南京马台街一座小洋楼里。

石甘棠先生胸襟开阔、乐观直爽，对于“文革”的遭遇也看得很淡，他对朋友说：“这是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好在一切都已过去，陈年烂芝麻的事有什么好谈。”

平时老人家爱好书法，在我离开南京时，他专门送我一本精致的草字书帖，还题了字。

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暴行耿耿于怀，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尽管岁月流逝，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决不会淡忘；曾经的痛苦，人们留在心中，对于日寇的暴行，南京人民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说到这里，我发现老人家的脸色一下子严峻了起来，情绪显得无比的激动，当时我被深深地震憾了。

行笔至此，乡贤石甘棠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又在耳畔响起，他让我那么刻骨铭心，那么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