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撤会议

何畏

在上虞市据考证确认在历史上有舜会百官、东山再起、春晖集贤等三次名人大聚会，近闻准备为其塑像立碑，但我认为应该加一次，即第四次，这第四次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虞召开北撤会议。

抗日战争期间，浙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四个地区，拥有400万人口，有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为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上虞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在上虞消灭了为虎作伥的田岫山部队，解放了浙东第一座也是惟一一座县城——上虞县城（今丰惠镇），使浙东抗日根据地大大巩固。上虞县政府迁入县城，为加强党的领导，浙东行政公署四明地区行政专员罗白桦调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任副书记。上虞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胜利后，浙东纵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奉命北撤，浙东区党委就在上虞县城召开扩大会议——北撤会议，到会的除了区党委成员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杨思一、顾德欢、连柏生、刘亨云等七人外，还有各地委、县委书记和部队支队长以上领导干部共30人，应当说，他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北撤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标志，因为抗战胜利才有奉命北撤之举。北撤会议是完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坚决执行命令的典范。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实现长期遭受外敌侵略战争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渴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贯彻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重大的让步，愿意主动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八块根据地。同时，也为了防止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企图用缓兵之计，赢得时间，准备内战的阴谋，我军作必要的战略转移，收紧拳头，集中力量，应对内战危机。这是一个伟大的英明的战略决策。

浙东纵队因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接到北撤命令感到异常突然。在此之前，从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三天——八月十七日起，浙东纵队就对浙东敌伪发起大反攻，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除了几个主要城市外，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地区敢于顽抗的日伪军，并把主力部队集结在宁波城外，准备攻取这个浙东沿海的大城市。就在这时传来了“放弃浙东，全军北撤”的命令。而且，据时任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回忆：从九月初开始的半个月时间内接连接到党中央和华中局三次紧急指示：第一次指令浙东纵队集中主力接管宁波并配合新四军主力接管上海。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命令；第二次指令说，因国民党军已从浙赣线北上并空运抢占上海，浙东纵队应就地分散坚持；九月二十日的第三次电令，却命令浙东纵队及地方党的干部，除留少数精干轻装人员处理善后坚持斗争外，在七天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待命，与前两次相比，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怎不感到突然？谭启龙说：当我读到“浙东纵队务须于七日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东”的电文时，我的手不禁抖动起来，简直不敢相信。但这毕竟是事实——电报、军部命令。当我把周围情况和当前局势细细地想过之后，醒悟过来，决不容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立即执行。于是区党委和纵队领导于九月二十三日在上虞城内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命令，部署北撤事宜。

北撤是忍着沉痛的。谭启龙和纵队司令何克希接到北撤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们不是为了北撤的困难而忧虑，感到痛苦的是要离开浙东，离开这块曾经用血汗灌溉的土地，离开数年来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在《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中深情地说：“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自从宁波弃守，敌伪猖獗，我军转战浙东四年多来，孤悬敌后，艰苦奋斗，未曾一日稍懈……抗战八年，我们中国人民的牺牲是空前巨大的，全国疮痍满目，现在抗战胜利结束，百废待兴，人民实在不能再遭受战祸了，内战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了。因此，虽然浙东解放区是我们与大家四年多来共同流血流汗艰苦奋斗，从敌伪手中夺回来而建设起来的，我们对这块年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无限的热爱，对浙东父老兄弟姐妹具有骨肉之情，我们实在不愿意离开你们，任何人也没有理由要我们离开，只是为了委曲求全，相忍为国，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才不惜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对这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完全拥护，并已决定即日起坚决执行，从浙东撤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九月三十日，谭启龙按分工由他带领的一支北撤队伍到达指定地点——慈北古窑铺时，已有欢送的人群聚在那里，他们三三两两说着笑着，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北撤的消息，不了解为什么要上船渡海，他们也许在猜想将进行一次海上战斗。但在谭启龙宣读北撤命令时，人群中喧哗起来了，并且传来呜呜哭声。当他发出登船命令后，群众纷纷扑向自己的子弟兵，紧握战士们的手，叮咛着：“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能忘了我们，不能忘了四明山，不能忘了三北”。战士们也激动地齐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果然，四年后就回来了，而且永远不走了，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迈步前进。一方是忍痛告别，一方是挥泪送别，相互依依难舍，这种动人的情景，永远难忘。

北撤是有困难的，试想，要在七天短暂的时间内动员组织一万五千余人北撤，何等困难。要组织一支庞大的护航部队，又要预防在北撤途中很有可能遇到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会受到突然袭击，等等。但这一切对革命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战士又算得了什么。严重问题是：这么多人，加上武器装备要北渡杭州湾辽阔海域，非有三百条船不可，可是一时哪里来这么多船呢？当时，浙东纵队虽有一支海上大队，但船只少得可怜，最多只能凑集几十条船，还缺二百多条。办法只有一个，依靠群众，动员老百姓的船。于是东至舟山群岛，西至曹娥江，秘密地公开地寻找动员民船。结果，不到七天时间，所需船只齐备了。这要感谢浙东父老在紧急关头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另一个困难问题，北撤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预计在广大指战员中、在地方干部中会引起思想情绪上的震动，要做好动员、解释和说服工作会有一定难度。但革命战士听党的话，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无不听从。

当时，不管北撤命令来得多么突然，不管心情多么沉痛，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切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顾全大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调整心态，忍着沉痛，分秒必争，克服困难，坚决服从，义无反顾。

北撤会议所作出的某些决定体现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其中之一是决定收回抗币。1945年4月1日，浙东行政区为加强对敌伪的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业，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奠定根据地经济基础，积极准备反攻，特发行抗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决定北撤后，明文公布，限期收回抗币，按当时比价以一斤半大米兑换一元抗币，以免根据地人民遭受损失。其二，充分考虑到北撤后，白色恐怖会重来，因此决定各地地下组织通知一些已经有些暴露政治面目的党员，以参加过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成员身份和名义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自首”登记，尽可能避免或减轻遭受迫害，对一批因重伤病在身不能北撤的人员，分散隐蔽在可靠的革命群众家里。尽一切可能为浙东人民保存革命力量。

总起来说，北撤会议是浙东乃至浙江全省抗日战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应该像历史上三次名人大聚会一样，铭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