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位援华苏联专家即将回国，他想要一件向往已久的“雪拉同”作为纪念品。什么是“雪拉同”？中方人员一时愣了。原来1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名作《牧羊女亚司泰来》被搬上舞台，在巴黎引起哄动。剧中男主角雪拉同披一件青色外衣走上舞台时，常使观众如醉如痴。这个时期流翠溢彩的龙泉青瓷正好在巴黎亮相，巴黎人马上把它与《牧》剧中的男主角雪拉同连在了一起。一时间青瓷的身价扶摇直上。
中国是瓷器的诞生地，要一件瓷器自是唾手可得，然而，工作人员找遍大街小巷竟芳踪杳无。临走前一天，失望的苏联专家到故宫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他突然看到了龙泉青瓷花瓶，不禁惊喜地大叫起来。但故宫里的藏品显然是国家的国宝，不能送人的。于是，这位沮丧的专家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中国。事后，外交部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马上给轻工业部下了指示：一定要恢复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的恢复，如今早已如愿以偿。如果说，龙泉青瓷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这个亮点则是被越窑青瓷点燃的。而提到越窑青瓷，人们便会想到青瓷的发源地、青瓷的故乡——浙江上虞。因为只有追其本穷其源，人们才能在青瓷器的发祥地一览中国青瓷更迷人的风韵。
一
火，让人类告别了一个茹毛饮血的时代：火，给人类开启了崭新的天幕。熊熊燃烧的烈火，激发起人类灼灼的灵念，于是，当精气、血脉融和一起的刹那间，华夏大地上伴随着文明之光的陶器便应运而生。
如同物种的进化一样，陶器也在漫长的时轮中嬗变，它在人类历史上足足横亘了一万多个年头。当人们发现陶器固有的缺憾之后，瓷器文化的胚芽便在制陶业的土壤中徐徐萌动。随着釉的发明，伴以烧成温度、焙烧气氛、胎釉收缩技术的娴熟，瓷犹如—道亮丽的风景，招展在浙江东北部。其时，越国稳固，杭州湾南岸便成了原始瓷的中心产地。至东汉中晚期，从原始瓷蹒跚走来的成熟瓷器终于在浙江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成功出现。随着制瓷技术的播撒张扬，一个颇具规模的瓷窑体系迅速在宁绍地区形成。其伟岸雄风一直接续到北宋，它就是人们普遍所称的越窑。
人们常常说起祖国的历史如何悠久，民族的文化如何灿烂，而中国古代的青瓷，恰便是祖先们无比杰出的创造，恰便是数千年沧桑迭代的证人。
“人从月边去，舟从空中行。此中人延伫，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上虞境内，一条以东汉孝女曹娥命名的江流，不仅记录了文人墨客寻山问水的雅兴事，更见证了越窑青瓷的兴衰史。时移世易，俟及三国西晋，青瓷的生产中心仍在曹娥江中游地区，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的窑址达140余处，比东汉增加了近3倍。三国鼎立后，“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农业的发展为制瓷业提供了保证，而人口的增长和厚葬风的盛行又使瓷器的需求量相应增加。此外，曹娥江中游一带瓷土和燃料充足，交通便利，令瓷器生产急剧发展，以至迎来了晚唐五代的全盛期。其时，在青瓷的发源地上虞，涌现了一大批如袁宜、范休可、项霸等制瓷的名匠，他们的作品在六朝建都的南京以及附近县市大量出土。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赤乌十四年”(251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器身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字样；江苏金坛县出土的一只青瓷扁壶，器身两侧分别刻有“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土甲者也”、“紫是鱼浦(在上虞白马湖)土地”等铭文。
1978年，中国名瓷大师叶宏明先生在上虞县曹娥江下游小舜江附近的上浦镇石浦村小仙坛、红光村帐子山一些古龙窑考察，除得出上虞自东汉起已普遍使用龙窑的结论外，经碎瓷片化验考证：釉的玻化良好，釉和胎结合牢固，釉胎的中间层处有放射状和条束状晶体，釉面无裂纹，釉层厚度为0．1-0．2毫米，烧成温度达到1300℃。釉面光亮明快，釉呈淡青色，较为纯正美观。瓷胎呈浅灰白色，胎质坚实细致，可以看出原料是经过精细加工淘洗的，达到了真正瓷器的要求。特别是上虞市文管所收藏的一件东汉末期青瓷四系罐，青润如玉,可以充分说明东汉时烧成技术特别是还原焰的操作上，已跨进了—个新的时代，我国真正的瓷器从此诞生了。当叶宏明大师在《文物》杂志上第一个向世人公布“我国汉代完成了由陶向瓷的过渡，真正瓷器发源时间是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东汉，发源地在现在的浙江上虞市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从而为学术界一直难以下定论的“东汉有瓷说”提供了证据时，越窑青瓷便是那样的傲视群雄了。
人们常说“福不双至”，可在青瓷发源地上虞却偏偏“双喜临门”。可不？2005年1月7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经过近两个月的挖掘，正式向外界宣布：上虞大园坪东汉古窑址挖掘取得重大成果，其再次确证了位于曹娥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青瓷的发源地，其烧制的青瓷器达到同时代巅峰，其制作的工艺代表了当时国内甚至世界的最高水平。专家的结论不免简洁而理性，而拂去了岁月的大园坪，则以其旷古的成就和不凡形象而感性地诠释着它在中国青瓷史上的丰硕和辉煌。
大园坪龙窑火膛、窑腔等窑炉结构的成熟近乎完美，其烧制温度已高达1300度以上；
大园坪青瓷类型之丰富无出其右，几乎囊括了当时能有的碗、钵、锺、洗、壶、盏、罐等各种器皿；
大园坪青瓷器的烧制，一改惯于叠烧的作法，件件皆为精品。其造形和质量则大大超过了昔日被视为东汉青瓷代表、同处于上虞石浦村的小仙坛窑青瓷，特别是釉彩晶莹鲜润，大可媲美一千多年后的宋、明瓷釉；
大园坪青瓷器底部镌刻的“谢胜私印”的方型印章，为东汉出土瓷器中首次发现，其人文价值不可估量。
就像被岁月所掩埋的文明成果的发现大多出于偶然，而当初成果的创造和缔结必定出于必然一样，上虞古窑址群作为中国青瓷文明最重要的一块高地，无疑彰显着这一事实。
二
让我们将时光回溯到2000余年前的西汉。汉武帝在继承汉高祖刘邦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基础上，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征讨匈奴，开拓四裔，大汉声威远播，经济繁荣，国势鼎盛。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面貌的焕然一新，特别是春秋时即为东南制造业中心和原始瓷生产基地的古越上虞一带，依仗龙窑窑炉结构改进和制作工艺的提高，其生产的原始瓷，由西周时期明显带有印纹陶的痕迹，而转向胎质匀净、胎骨厚重、器体硕大、造型端庄雄浑，—派大汉帝国的恢宏气势。尤其是器物的口、肩等处的仰面施上青绿和青黄的釉彩，为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青瓷的演化，创造了条件。公元一世纪初叶，在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了汉帝国。依仗偃武修文的政策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东汉近200年间，文化和物质的进步极为可观，地动仪、造纸术等大量实用新技术的发明，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造业发展高峰的到来。领时代风气之先，—种全新面貌的瓷器在上虞曹娥江中下游地区诞生了。这种瓷器胎质细腻坚薄，击之声如金石，造型规正质朴。
然而，隋至唐代早期，浙江境内的青瓷生产令人费解地掩蔽了它昔日的辉煌而变得萧索、暗淡。此期越窑生产规模很小，所烧青瓷，胎质粗糙，施釉不匀，釉色或偏黄或偏灰，几无美感可言。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饮茶风和外销的刺激，越窑又如沐春风般地迅速复苏，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瓷器质量也逐渐提高，于是再度成为执青瓷生产之牛耳的名窑。《茶经》曾对唐代各大青瓷名窑进行了评述，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使用的时候，在一组“瓯”内盛上不等量的茶水，用筷子敲击，便能奏出清脆悦耳的乐曲，加上茶叶在水中散发出来的香气，视觉与听觉、嗅觉交错起来，出现了让人迷醉的另一番景象，浮现出妙不可言的意境。由此可见，因越窑青瓷具有“类玉”、“类冰”的质感，故在当时备受世人喜爱而被列为诸窑之魁。晚唐之时，骚人墨客纷纷用诗文对越窑青瓷大加赞誉，此时，越窑青瓷精品还获得了“秘色瓷”的美称。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写下《秘色越器》一诗，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读之，可谓妙绝。
唐代的藩朝割据，为中国统一的政局埋下了祸根。当唐朝最后一位皇帝走下政治舞台时，中国便又一次进入版图分裂的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吴越国，为了维持其割据政权，一方面对中原王室极尽忠顺，另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唐时已闻名天下的越窑青瓷，到了五代则进入它发展的全盛期而成为吴越国的重要经济门类。由于越窑青瓷具有优雅的造型和宛如碧玉的釉色，所以从晚唐开始就已扮演宫廷用瓷的角色。尤其是在北宋立国后，吴越国统治者感到割据的局面已岌岌可危，“始倾其国以事贡献”。五代越窑青瓷生产的空前繁荣，除了进贡的因素外，另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外销。是啊，当青瓷出落得楚楚动人的时候，它终于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1976年和1977年，在朝鲜新安海域打捞出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内有陶瓷器计6463件，青瓷占一半以上。远在埃及的开罗郊外福斯塔遗址，发掘出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达22000多片，最多的是越窑青瓷。著名的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博物馆，收藏有8000多件中国陶瓷，最显眼的也是越窑青瓷。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这些被展示在博物馆，展现在后人面前的青瓷，它们被朴素地叙述但却大气磅礴，在不温不火中显示着人生、时代的一个个场景，那是时间长河的某个阶段由勃发的生命力本身所铺排出的一帧帧充盈着萌动力的画幅。他们告诉后人他们的故事，他们与天空与环境，晴天的，阴天的，风暴中的，蓝色天空下的，深如重帷广袤无边的暗夜里的，单调的，丰富的，美丽的，恐怕的日子，只有它们自己知道，这千百年它们是怎么过来的。
三
中国人很讲五行。这种古老的学说认为，天上有五星，人体有五脏，以五行观察天象，有了星象学；以五行观察身体，有了中医学。但对五行最形象的注解，还莫过于青瓷。中国著名电视剧作家刘郎说得好：“瓷釉的元素属金，烧瓷的材料属木，调泥的物质属水，木材生火，土便是青瓷的主体了，它既是金之母，木之本，火之子，又是水的补充。总之，在五行之中，它们是互为表里，互为依存的。”是的，正因为我们的祖先将这五行契为一物，世界才有了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才有了这种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晶。
千年的窑火，就这样从不熄灭地延续，无数的青瓷，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烧成。金是毅力，土是智慧，水是心血，火是激情。在漫长的岁月中，这泥与火的艺术，植根于大地，以历史人文为背景，以丰富美化生活为要旨，改变了整个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视野，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熔铸了中国人共同的生命。
从东汉中晚期浙江上虞成功地烧制出成熟青瓷开始，“自古陶重青品”，青瓷的生产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整个历史。青瓷何以对古人有这般的吸引力？来到上虞的小仙坛东汉古窑遗址，你会发现，长满草皮的山谷和残存的清澈透亮的水面对人的感染与青瓷有多么相似，青瓷不就是大自然中的绿色与人类心中最美好的希望相交织、相交融的媒介吗？将小仙坛东汉古窑遗址出土的瓷片放置在显微镜下，青釉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出现在心扉的总会是旷远的丛林和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湖水，往前走，林子越来越近，道路越来越隐蔽，周围一片绿色，凉凉的风里有艾草的香味……
青瓷令人迷恋如痴，源于釉。青瓷之釉，从初期不稳定的青、青绿、青黄到呈现青中微泛绿的雅色调，从釉质杂呈到细腻纯正，从釉的发色滞涩到均匀润泽，其中自镶嵌着窑匠对大自然独到的感悟。纵观青瓷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历代窑匠总是在釉色上矻矻追求，俾仗青瓷的釉色等同或接近山水之色和自然界其他的宜人的青绿色，因为人们懂得，真正永恒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是大自然。正如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著名青瓷研究专家、曾任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李刚先生所言：“从审美的角度看，古人最初对瓷器釉色选择的倾向性是受视觉器官的生理特性支配的。生物学的进化理论揭示，动物各器官的生理功能是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作为日行性杂食动物的原始人类，在他们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尽管各个种群生活的环境千差万别，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总是葱郁的林木，娇绿的草地，青翠的山峦，蔚蓝的天空，苍碧的河海，因此，他们的眼睛便适应了环境的青绿色调，这种适应性通过基因遗传的方式被固定下来。现代人类的眼睛仍然完全保留着这种永恒不变的视觉特征。由此可知，人们对青瓷的尚好，实际上反映了视觉器官的生理本质需求，也体现了人类对美丽大自然的依恋之情。”
在中国陶瓷漫漫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朝代、每个窑口都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面貌。但是，源于上虞的青瓷曾经深得统治者的青睐。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主管烧造瓷器的大臣向他询问拟烧瓷器的颜色，柴荣挥笔批道：“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遗憾的是，由于柴荣在位时间短及其他一些原因，这“雨过青天”除了给人无边无际的想象以外，没有留下半点实质性的东西。但是，柴荣的审美倾向在他身后的两宋皇帝那儿得到了继承和光大。
或许上虞的青瓷曾经做过贡品，但生产的大多还是商品瓷，即使瓷窑做过贡品，这窑亦不姓官而依然姓民。否则，在“乾坤微合德，日月耀重光”的大气之中，官窑处处流露出所受的理性束缚和小心翼翼规范化操作的痕迹，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那么亲和，一派“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的味道。正因为是民窑，匠师们是在无拘无束的情景下生产制作的，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原料的性能、成型的尺寸、比例等运用自如，如此这般，他们所制产品自是从精神层面上摆脱封建道德束缚，放逐心灵，极富鲜明个性的青瓷制品，这般浑然天成、大拙为巧的青瓷制品怎不是雅俗共赏之物？幸甚至哉!
四
古人云：“土蚀万年黝以穆，寿逾金石贵珠玉。”青瓷高洁、实用、恬静，非它物可比。青瓷受污，不浸其洁；经火，不变其形；宁碎，不屈其性；入土千年，不朽不锈，雅容犹存。金银铜铁，羞愧难媲。
青瓷是中国人灵魂的投影。质朴敦厚处，让人想到了民间妇女身上的蓝花布；精美华贵处，让人想起了故宫的琉璃瓦。在农村里，它可以是一只田头送饭的瓷罐；在庙堂里，它可以是一件十分精美的祭器。青瓷其精细其灵秀其朴厚，无不令你想到稻米小麦，无不让你想到水乡泽国，以及当地的风俗乡音。
与世上其它劳动成果为人类创造又为人类享受一样，越窑青瓷一旦横空出世，因其制作成本低、审美价值等许多无可替代的优势，其便很快博得世人的喜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青瓷赋有实用和观赏价值。珠光宝气，为豪门闺秀之装饰。披挂在身，炫耀富有，自然有几分庸俗和妩媚。唯青瓷不论贵贱高低，默默奉献，纯朴无华，无半点媚俗和虚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种类也从饮食品、贮存器、卫生器、寝具、照明具到文具、陈设品、乐器、祭器、明器、玩具等，应有尽有，其历时之久、种类之繁、适用面之广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当我们仔细审视那些精美的青瓷的时候，它们便像一位淡定的君子，或是一位文静的佳人，向我们讲述起泥土的故事与火焰的传奇。
人类的文明，盖源于饮食。当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的长期的生存过程中，其饮食活动不就是在不断挪向精神生活和更高层次物质生活转变，以至在循环往复中发生质的飞跃的吗？其实，只要作番细细考究，文字的起源、歧黄的肇始、化学的发轫，以及音乐、舞蹈、宗教活动，莫不与之关联。而饮食器皿，则无疑是其中的媒介，是环绕饮食文化最美丽的光环。尽管器皿材质不一、功能有别，其横亘时间最为持久、最受欢迎的，该是陶瓷，而青瓷饮食器皿，更是上品。
青瓷食具种类比较单一，常见的有碗、钵、盘、碟等；青瓷酒具可分为贮酒器、盛酒器和饮酒器，且造型别具特色。浙江上虞出土的一件五代越窑青瓷注子，整体做成鸳鸯形，背上开口，喙作注子的嘴，制作十分精细。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云：“鸳鸯，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必思而死，故谓匹鸟。”因此鸳鸯历来被视为夫妻恩爱的象征。此器用于合卺之仪或夫妻月下对酌，则可增添无穷的情趣。
如果说，文字的发展推进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和社会进步的话，那么，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不断嬗变，尤其是通过几千年的演进完善，“文房四宝”的出现，更是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无疑，凝聚着大自然之色的青瓷文具成了历代文房瓷品中的佼佼者。
青瓷文具较为常见的为砚、笔筒、水丞、镇纸和砚滴五类。浙江上虞出土的两件青瓷砚滴，一件兔作站立状，另一件作卧伏状，砚滴的背部有进水管，兔嘴有出水的小孔，而兔前腿所捧的钵，从造型上看，它形成了兔子捧钵饮水之貌。从功能上讲，它便于将水滴入砚内而避免洒出砚外。月亮被古人作为团圆的象征，这种造型的含义，当不言自明了。
千百年来，与饮食器皿并重的卫生用具亦跟随着人类文明人的出现应运而生。从瓷器创烧成功之时起，青瓷洗青瓷、唾壶、青瓷虎子(溲便器)、青瓷熏炉便担当起其中的重要角色。曾经出产优质青瓷的浙江上虞一带，东晋南朝时成了名门望族、骚人墨客的栖游之地，想必这些啸居幽谷、纵情水山的风流名士该是使用过这些青瓷洁具的。
不能不说的，则是美轮美奂的佛寺罐(通常被称作“谷仓”)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除了帝王宫殿外，规模最大的恐怕要数各类宗教建筑了。而其中又以佛教建筑的气势最为恢宏、风貌最为壮观。尽管早期的佛教建筑现已荡然无存，但当时人们为消灾祈福而葬入坟墓的陶瓷佛教建筑模型却大量保存下来。青瓷佛寺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有序变化，概略地展现了早期佛教建筑发展的历史。最常见的佛寺罐，顶部中央的佛寺巍峨耸立，在其四面则“堂阁周回”。上虞出土的一件西晋青瓷佛寺罐，顶部的建筑精致而繁复，可谓匠心独具。细细观赏，自己便有种近在眼前又冥远冥远恍若隔世的感觉，一种恍惚不真实的感觉，它好像在对我说：“我们的王国在天空。”我时常在它那穿透时空的眼光中等待阳光从奇厚的云层里冲出来，好与它做最透彻的对视。在它面前人只能静静体味它的灵性，从中亲证自身的生命。
五
青瓷的精美，有时竟让人难以形容，即使是一位善于用语言描摹的高手，也会感到缺乏准确而生动的词汇，因为这瓷器本身就是一种词汇。词汇，是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尤物。
如果说，青釉之华已经够让人折心动容的话，那么其造型之巧展示着人类文化艺术活动的飞跃，寄托着先人的美好憧憬和情思，集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宗教、风情民俗于一炉，则更令人以为观止矣。岁月的河床，可以将往古的事物冲荡得精光无遗，然而却永远洗刷不了雕刻在青瓷器上的深深印痕。那千姿百态的造型，那变化多端的装饰。似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古老而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
汉代以来，随着西域胡人频繁地入驻东南沿海地区，使得这一带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亦反映到制瓷业中。走进上虞博物馆青瓷陈列室，你可以看到，一件西晋青瓷佛寺罐上装饰着一组舞蹈胡俑，他们的头部用一个模子印成，而身体其余部分则捏塑成各种姿态，或抖擞击鼓，或翩然起舞，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与其它艺术样式作些许比较，青瓷似乎远没有像秦始皇陵陶俑那般雄伟气魄，也没有唐三彩俑那样的华丽色彩，但它却有自己的无限魅力——以其小巧玲珑的造型、变化万千的仪态和丰富深邃的内涵而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青瓷作为一种文化器物，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东汉以后的三个多世纪里，政局动荡，社会随之出现了种种变革，意识形态亦经历了明显的转折，人们的审美情趣由社会和经济学转向大自然和艺术，反映在制瓷业中，则是动物造型的大量出现。细细看察虎、羊、熊、鸽、狮、鸡、兔等这些动物，其造型但求写实与写意的结合，亦即工于神情的刻画和风韵的凸现。
在人类学会制陶时，也没有忘了在陶器的实用价值上附加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便是通过对陶器进行装饰而显示出来的，除了造型，便是纹饰。青瓷的纹饰从陶器的纹饰脱胎而来，由东汉的方格纹、三角形纹、篦纹、麻布纹等一跃而为三国西晋的连续压印纹和戳印纹。尽管这一时期的印纹还是那么循规蹈矩，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却使它冲破了传统印纹的羁绊，成为一座通向青瓷模印艺术新天地的桥梁。
尔后，伴随着刻划花悄悄地在越瓷青莹的釉层下时隐时现，兼以贴花、彩绘、书法、诗文等“流动着的思想、澎湃着的心潮”被凝固于青瓷，碧玉般质感的越窑青瓷更是锦上添花、魅力无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战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土地大量被开垦而用于种植，北宋以后宁绍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在多方面与越窑的发展进行了剧烈竞争。越窑分布地区的山峦相对高度在一百米以下，森林资源必然有限，人口剧增，需要大量木材用于建造屋舍制作农具烧饭炊茶。于是到北宋末年，越州便是“有山无木”，“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对制瓷业来说，燃料是其基本条件之一，燃料日益紧缺兼以工匠雇值上升，必然使越窑产品成本上升，而宁绍地区湿润温暖的气候及河网遍布的水源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相比之下农业生产的获利就大得多了，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迫使许多窑匠离开窑场去从事农业生产，或到外地森林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烧瓷。更须一提的是，宋廷为加强中央集权，从根本上消除吴越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将一些能工巧匠调往北方，为北方名窑的发展提供技术上的保证。于是，各种因素的杂糅，终令当地的制瓷业默默地消失于杭州湾南岸……
越窑青瓷曾经式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亦得承认，后人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青瓷这种器物的客体，早已化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化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更为深层的理解——那便是青瓷的生命，那是溢彩流光的生命。它曾伴随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曾游动于丝绸之路商旅的驼迹。那是烧进青瓷的文化的历程。那是人所共知的青瓷的年代。
越窑青瓷带着昔日有过的辉煌和曾经的梦想，像那沉闷不变的湖面上的响雷，滚滚而来，远远地陨落在了苍茫的岁月之中。这不免让人将那份不羁情怀无可奈何地溶化在如水一般的月色里。然而，正如李刚先生所言，每一种优秀文化，总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时空中连绵和延展，龙泉窑的崛起，交替成为北方青瓷生产中心的陕西耀州窑和河南汝窑的脱颖而出……便是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越窑青瓷又是瓷器家族中当之无愧的“母亲瓷”。
越窑青瓷，从容大度如故。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它全然不顾，永远抬头放眼，目光穿越时空望得很远很远，锐利而平和，超然物外，洞穿人世，洞穿宇宙，一直到如今，一直到永远。其神色曾经浸染了每一个流动于此的生命，足已撑起一座城市的厚度。青瓷万年泥与火，素雅妙示兴和衰。阅尽人间沧桑事，个中玄奥谁能解？了解青瓷，须从越窑始；读懂越窑，则须走进青瓷的故乡——上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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