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千古一绝的传世珍宝 一段曲折离奇的真实故事 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

走近“国宝”《上虞帖》

陈秋强 任岗 赵张达

一

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

此年，书圣王羲之54岁。他闲居山阴，一边抄经写字、教子习书，一边与邻县东山谢氏纵情山水、弋钓为娱。

过着远离红尘的隐居生活，他非常庆幸自己对生活正确的选择。记得去年三月初九，趁着春日扫墓的机会，他带着众多子女，严肃地站在父母墓前，朗声地宣读了那篇《自誓文》，当着九泉之下的父母和众多小辈的面，郑重地宣布了一个决定：从此之后脱离仕途。

无官一身轻。前不久，他致书谢安弟弟吏部郎谢万云： “坐而获免，逐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欣喜之情。

书圣望望窗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又望望放在案头的来信，略作思考之后，慢慢提起那支鼠须笔，徐徐展开蚕茧纸，开始挥毫。

说实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文化人的追求，今天他远离仕途，隐退山水，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表面上他对目前的清闲生活心安理得，非常满意；内心深处还是非常关心着天下风云和国家安危。书圣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友和朋友，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对比他小17年的谢安，他的政治希望就寄托在这位朋友身上。

书圣一挥而就，意犹未尽，他认真看了看自己的书法，但见58个草书宛如江河横溢、飞流直下，书圣清癯精瘦的脸庞此时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二

唐，公元六百三十年。

光阴荏苒，300多年转瞬即逝，唐太宗李世民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爱得如醉如痴，为了获得“天下第一行书”，竟不择手段专门派了御史萧翼打扮成一位游僧，挖空心思，用计将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手里珍藏的《兰亭集序》骗到了手，占为己有。唐太宗又命人精心临摹了王羲之所写的《夜来腹痛帖》，早晚欣赏。星转斗移，500多个岁月又匆匆而过，到了南宋，宋徽宗又酷爱书画，对书圣王羲之佩服得五体投地，专门把唐摹《夜来腹痛帖》取来认真审阅，发现此帖为草书尺牍，牵丝映带，顾盼自然而又法度森严，笔笔不拘，既有草书之气象，又有楷书之规矩，笔力清劲，气韵流畅，点划精到，风格遒美，虽非王羲之真迹，却体现出了王羲之中年以后草书的风貌，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宋徽宗赵佶爱不释手，专门用瘦金体写上了“晋王羲之上虞帖”的题签，写得神采奕奕；帖的左右上角和下方分别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墨印和“内合同印”朱文印，赵佶又郑重地盖上双龙朱文园印和《御书》葫芦印，对《上虞帖》作了精心包装。

时至明代， 《上虞帖》起初藏在晋王府，后由韩逢禧收藏；清初为保和殿大学士、大收藏家梁清标所收，至乾隆年间为著名收藏家安仪周所藏，至嘉庆年间为翰林商裁所收。

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中华民族又陷入了战火之中。翰林商裁之女懂得《上虞帖》的含金量，在逃难的时候，将此帖缝制在自己的贴身衣襟里，才免于一劫。后来此帖为道员陈定夷收藏。解放后，此帖又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一位收藏家手里。

三

公元一九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一股“横扫四旧”之风中，《上虞帖》理所当然地成了标准的“四旧”，被造反派从柜中搜出，塞入麻袋扔上卡车，然后打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仓库；那时抄家风刮得昏天黑地，整个上海市共抄出文物、工艺品达332万件，图书547万册，涉及人家为6．7万户；因上海博物馆大厅已无法容纳，只好分散在安远路、北京路、长乐路等仓库里。从此《上虞帖》石沉大海，不知在哪个仓库旮旯里幽禁了整整三年。

1969年10月，时任党中央副统帅的林彪发布了“第一号令”，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解放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老百姓也跟着进入了“深挖洞”的阶段。上海“文清组”接到了命令，要紧急处理查抄物资，将一级文物从几百万件文物中挑选出来进行转移，稍好的移交上海博物馆，不够档次的作价处理给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那些被认为是膺品的东西就5角钱一张、一元钱一件处理了事。总之，用“四旧”能换点外汇，认为这是革命行动。

可怕的是《上虞帖》不知被何人鉴定作为膺品也被捆入了5角钱一张的处理品之列，然而正当要出口前，送往上海博物馆的“海关组”复审时，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老天爷让它撞到了万育仁先生的手里。万育仁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装裱工人，16岁就进苏州集宝斋碑帖店学徒，师傅是古玩界前辈孙伯渊先生。万师傅一生为豪门大户装裱字画碑帖无以计数。几十年下来，炼就了一副好眼力。他面对那幅《上虞帖》，左看右看总觉得“气息”逼人，不象假的，况且上面盖满了历代皇家典藏章，于是决定扣下不发，带回到上海博物馆。

“文革”中博物馆也是造反派掌权，一代文物鉴定大师徐玉森、谢稚柳均关在“牛棚”。当时馆内同志看了之后，有的认为是膺品，有的认为“吃不准”，于是只好“挂起来”以后再说，这样一挂，足足挂了三个年头。 

1972年以后，馆长沈之瑜官复原职，万师傅赶紧向其进言，要求对《上虞帖》重新组织人员鉴定。正巧谢稚柳宣布“解放”，沈馆长便安排了两位同志将《上虞帖》送到谢家，谢果然慧眼识宝，一看便觉得此帖不同凡响。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留下细细观摩了10余天，最后终于将那枚模糊不清的南唐宫廷典藏章“内合同印”认出来了，从而下了一个结论：此帖为唐摹本，属国家一级文物。

80年代后落实政策，原收藏家同意作价由上海博物馆收购，从此《上虞帖》的地位正式确立，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四

公元二OOO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馆50周年而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览由故宫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共展出了每件堪称为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之作72件。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空前绝后的中国古代书画展，其精品之多、质量之高，可谓登峰造极、亘古未有，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哗然。展览期间，人们争先恐后，排着长队等候，其盛况空前的热闹场面，令各大媒体都以浓墨重彩竞相报道，“上博旋风”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令上虞人无比自豪的是，在72件国宝集体亮相中，列在第一位的作品是书圣王羲之的传世之作《孝女曹娥碑》，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宝第三件，正是王羲之的《上虞帖》。

故乡也有很多书画家、书画爱好者排着长队参观了这次展览，面对着历史的丰厚馈赠，大家感到无比荣耀。一度时间，人们奔走相告，为上虞灿烂的文化遗产而欣喜和骄傲。记得我市老年书法班的刘妙忠先生一行参观回来，激动不已，打电话要我转达：希望市委市府领导能引起高度重视，是否专门组织文化界人士去上海参观？我市著名花鸟画家张万琪教授也感慨地说：“我老家嵊州，原来对上虞稍有藐视，但自从来到上虞之后，发觉这里的人文底蕴非常丰厚，特别是这次看了上博展览之后，令我对上虞肃然起敬!”

五

公元二OO五年七月。

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正在新建的市民中心西边，曹娥江三期城市防洪工程的主战场上，虽然是“赤日炎炎似火烧”，但工地上仍然车来人往、机声隆隆，以防洪、生态、文化和城市景观相结合的城区最大的一块绿地正在紧张建设中。作为上虞的城区休闲绿地，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扬上虞独特的地域性，地域文化成了三期挖掘的一个重点，“舜会百官”、“东山雅聚”、“春晖集贤”三组雕塑已矗立在三期工地上。但除了这个作品之外，还能用什么文化元素来填充？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这个选择引起了市委、市政府和水利局领导的高度关注，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和争论之后，大家的目光最后瞄向了《上虞帖》。

在中国书坛，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无法动摇，但书圣和上虞名人谢安及上虞的关系如此密切却少有人知晓，更加宝贵的是书圣留给了上虞人民无价之宝《上虞帖》，对上虞的影响和贡献是无法衡量的，作为后人不把这件国宝展示并发扬广大是有愧于故人，《上虞帖》无论如何应在三期中留下一块展示之地。三期工程的建设、文化策划、设计者为原汁原味地把《上虞帖》展示出来，想方设法动脑筋，一个现实的方案已经完善并实施。 

让我们设想一下：风和日丽之日，当我们漫步在舜水江边，一边欣赏着多姿多彩的娥江风光，一边直接感受着上虞四千年历史文脉和国宝《上虞帖》的神彩风韵，这是何等奢侈的享受。

《上虞帖》历经了一千七百年的风雨沧桑，幸未湮灭于尘埃之中，最终尚能划上如此圆满的句号，实乃上虞之幸运、艺苑之幸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