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鲜花

人可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接到一个老远从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姓钟，一个40多岁的爽朗汉子，是个包工地建筑的小老板，大家都叫他阿钟。“老金生病住院了，你知不知道？”电话里的声音很响亮、急切。我在家里哪会不知道呢，为老金的病正犹豫着是不是让阿钟知道。哈!这不是来电话了。于是，我告许他老金的凄凉状况，这病要动手术，就是缺钱……阿钟容不得我再多绕圈子，很爽快地包揽下来：“钱的事不用愁，我马上送过来……”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而拿着的话筒却忘了放下，涌上心间、浮在眼前的是蹁跹的思绪……

老金是一个普通农民，与阿钟与我非亲非故。那一年，我在上海打工，阿钟也在上海包工地，老金在他的工地上干活。我有事去阿钟工地，大家是老乡，我们就熟悉了。“老金这人好!”阿钟向我介绍。老金那时不到50岁，中等个儿，黑瘦却显精神。他有个20多岁的儿子，9岁时遭受车祸，失去了半条腿，脑子也失灵了，傻乎乎的样子。老金出来工作，放心不下家里的孩子，让妻子带孩子一起来工地。他用超过常人的父爱之心，呵护着儿子，自己过得很清苦，不让孩子受委屈，工地上发的一根冰棍、一瓶饮料都留给孩子。他又想法子教孩子干点剪铅丝、理钉子之类的活儿，孩子像模像样的干好了，他比中了大奖还高兴。大家对他的感情，不只是同情、怜悯，更是对他的感动、敬重……

后来，我回到了家乡工作，不久老金也回了家。正巧有一家规模、效益很不错的企业老总欲聘我，因我刚谋新职，便谢了，乘机给老金找了—个干装卸活的工作。这几年里，我和他很少碰面、联系。老金这人我放心，不会给工作抹黑。

一天，我突然得到消息，老金病倒了。我忐忑不安地到他家去探望。老金这病不是绝症，但得动手术。他哪来的几万元钱，只好躺在家里，眼巴巴看着病势加重，等待死亡逼近。我刚买了按揭房，也窘迫。但我宽慰他：“手术一定要做，钱的事我想办法……”

接着，我信心十足地跨进了那位老总的办公室。老总对我很热情、客气，一迭声地说：“久违了，久违了……”我和他很投机地聊了一会儿，瞅个空插了进去，问道：“老金在厂里工作表现咋样？”老总看了我一眼，坦然地说：“老金好得没话说，卖力，肯吃苦，又会动脑筋，干活总是井井有条……”我听了很高兴，满怀希望地说：“老金病了，病得不轻……”老总又看了我一眼，一声叹息：“我知道，老金真是的……他这病可与工伤、职业病对不上号呀！”我怕老总误会了，忙说：“那是!那是!只是老金很困难……”我便很动感情地讲述了老金的情况，他的儿子、家庭，他的纯朴、善良，他无钱治病的困境……老总认真地听着，时而昂起头思考着什么，待我讲完，从座椅上立起身，边踱步边说：“你知道我是办企业的，该缴纳的费，该付的支出我有责任履行，一分也不拖欠……”我慌了，他把话挑明了，但我仍抱着希望，用恳求的语气说：“老金多么需要你救助，需要你伸出温暖之手呀……”“我办的不是慈善机构，这不是企业行为!为老金破了例，以后怎么办？工厂里这么多职工……”他把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的脸像火烧似地羞赧，简直无地自容。

回去路上，我想到了阿钟，却是顾虑重重。阿钟只是个小老板，去年又被“空壳”房地产商骗去了上百万“垫资”款，如今在南京重新开始。回了家，我没吃晚饭就睡了，一晚上辗转难眠。

老金重新又住了院，就要动手术了。我捧着—束鲜花，在医院大门口等阿钟，心情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明朗、温馨。手机响了，阿钟说，高速客车已出道口了，马上就要到了。过了半个小时，从一辆出租车里走下阿钟，只见他一手捏着个包，一手执着束鲜花，我迎上前去，眼睛全湿了……

走进老金病房，哈，有不少人在探望他，原来是厂里老金的工友，他们也送来了鲜花，还送来了钱，虽然钱不多，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感情。老金拥着鲜花笑了，这个笑真让我开心!我看着老金，凝视着鲜花，却不知怎得联想起了那位老总办公室里许多装点着的鲜花，他几乎生活在鲜花和荣耀之中，而我分明感受到，他所簇拥着的鲜花和荣耀蒙上了一片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