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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舜 文 化


春天,想起依依杨柳

金笛


也许出于本能,人类常把自己的情感寄寓于自然物象,春风夏日,秋霜冬雪,日出月落,花开花谢,都是人类情感世界的写照。而于春天,除了明媚的春光、和煦的春风、醉人的春景,当首推依依杨柳。在国人的心目中,千百年来,常将杨柳与春天划上等号。也难怪,每当春天,春风一吹,杨柳吐蕊,随后柳枝吹拂,而后绿荫浓郁,春天造就了杨柳,而浓荫一片的杨柳也同时昭示了十分浓烈的春光。

杨柳虽然于春天贡献不小,然而在人们带着感情色彩的眼光看来,那又是“离别”的外在意象。翻开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诗词画卷,要么不着柳色,倘若添上了杨柳的风姿,无不寄托着“离别”的伤感。这也许是两千多年前《诗经》中一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矣,雨雪霏霏”,早就为杨柳“定格”,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不论是南朝乐府的“上马不促鞭,反折杨柳枝;碟座吹长笛,愁煞行客儿”,陶渊明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还是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伤感离别”,体现了“一丝柳,一寸柔情”,写尽了“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情调。“会得离人无限意”的杨柳,年年岁岁充当着人们离愁别恨的载体。也许是春光明媚无边好、亲人离别无限痛的强烈对比触动了人们的灵魂,也许是杨柳年年可生而囿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亲人不能常常相见甚至终生不见的愁苦,也许是杨柳依依相偎与亲人依依惜别的形态相类,反正是“为近都门多送行,长条折尽减春风”,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带泪的故事,勾勒了一串又一串含血的伤感。离别是这样地表现了生命的不自由,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人们不得不承受空间阻隔的痛苦,承受走向未知的恐惧,承受与亲朋好友故乡故土告别的感情折磨。这一切,都使离别蒙上了一层悲切忧伤痛苦迷茫的情调,尽管春光无限,人们却是黯然神伤,“杨柳岸”成了凄苦离愁的地方,“烟柳断肠处”写透了凄婉哀怨的意境。

联想的习惯往往由远及近,说到杨柳,自然而然地想到春晖中学的“小杨柳屋”。那小杨柳屋,筑得小巧玲珑,枕白马湖一泓碧水,依绿杨柳千条柔枝,把处于这种春色可餐的休憩之所取名为“小杨柳屋”,似乎是写实,实在也没有值得探究的必要。然而观照此屋的主人朱自清先生本非虞籍人士,客居他乡而教书育人,想当然地推测其思家乡念故土的离绪必然时时从心头涌起,而杨柳即是寄托离愁的外化物象,名为心声,将自己所居小屋取名为“小杨柳屋”,乃人之常情。如果往这方面作如此深层次的意测,似乎更符合朱老先生的情感世界,也使我们大家与朱先生的情感而一起脉动。无独有偶,记得还是客居春晖中学为人师长的弘一大师李叔同,曾写过一首《送别》诗,后人据此谱曲而传唱一时,“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其心境相类,其意境更甚,写那种离别之情如歌如泣、凄凉悲哀,真可以与乔吉的“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相媲美,抒写了浪迹天涯的诗人在旅途上盘缠郁结的愁思。如果这一说成立,那折射出白马湖文化的另一个层面。倘若在研究白马湖文化时,似乎不仅仅只看到文人集居春晖的大聚会,也应当全面了解来自异域他乡一批文人墨客离乡别土的一腔愁绪、一掬别泪。也许这就是白马湖文化另一面的真实。

且慢,杨柳也不是永远与离愁相关,当有其亮丽的一面。毛泽东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点明了杨柳吐蕊、春光明媚、太平盛世、和谐社会的大好景色;王维的一曲阳关三叠,高歌“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轻轻柳色新”,一场清爽明亮的朝雨,洒洗了亘古如斯、哀愁凄苦的“轻尘”,柳色更新,柳条更柔,终于使离别透露出一种富于希望、充满憧憬的情调。而如今,不论是可比天堂的西子湖边依依拂水的垂柳,还是构筑景区时往往载在湖边池岸的排排绿柳,似乎都在竭力表现人们想留住大好春光、挥却种种离愁的愿望。世界在变,杨柳栽在现在全新的时空,也可以变成另一种欢快明朗情感寄托意象的。若真的这样,承受两千多年的杨柳寄托离愁的意象当另换一番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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