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管溪声

———追忆徐懋庸同志之一

顾志坤

天下着空蒙的细雨，气候有些冷，远处，黛色的群山被浓浓的雾霭包裹了，只有潺潺的永不停息的管溪，奔腾着向前流淌。

现在，他终于又回来了，脚下，是光滑得像鸡蛋般滚圆的鹅卵石，面前，是清冽而又甘甜的溪流。而吸入他鼻息的，则是那几十年倥偬生活中时常忆及的家乡山区泥土的清香。无论是住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转战在太行的封锁线上，或者是在北京幽静的四合院中，只要忆及这种清香，他的心里就会按捺不住一种狂奔的激动，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

远处一座山的坡面上，在绿色的丛林之下，安息着他的双亲：一位下管山区有名的“纱筛匠”和一位心地象山间的小溪一样纯净柔和的女人。可是在他的印象中，父亲着实与母亲无法比拟。虽然，父亲养育了他，给他读书，教会他怎样干农活，做生意，怎样绷纱筛。但父亲也给了他一味的打骂。可是母亲呢，她虽然极其普通，也不识字，在苦难面前只会忍受，但她却用了整个的心爱了儿子一辈子。．他怎能忘记，当一九二六年上虞那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要捕捉的八个对象中，他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才十六岁，个子又是那么瘦，那么小，但他已是上虞小有名气的革命党人了。他的文章，他参与编辑的报纸以及他所从事的宣传鼓动工作引起了反动派们极大的恐慌。于是，他拼死逃到了上海，混进了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两年以后，他才偷偷回来，母亲见了他。含着泪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么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尽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了，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呢……”他看到，在说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微笑。

然而，母亲对于他的这种惊吓和担忧，绝不只是这么一次，在上海，在延安，在长达十几年的断绝音讯之中———只有到了解放后，她的心才真正放了下来。于是，她频频的来信，想看看他，因为她想他都快想得发疯了。还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儿子去延安之前，曾带着他的媳妇来见过她，而现在，战争使她失去了这个可爱的儿媳，却留下了自己的儿子，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呢，离开家乡的时候，儿子在她的印象中是那么瘦小，那么弱不禁风，如今呢？
他回了信，作了能用他的笔所能做到的最详尽的解释：一句话，当了领导，工作太忙。当然，他没有告诉她犯了错误，成了右派，还罢了官，那样她一定会无法忍受，甚至会给她致命的一击。后来，倒是活到九十高龄的父亲信息灵，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这个一直瞒着他的消息。但他没有责怪儿子，有一次倒是用一种极朴实的农民的语言宽慰他说：“下管这个地方，土薄水浅，培养不出大树，大风一吹，难怪要倒的。”同时又有点不放心地问儿子：“听说你原来当新四军，我也觉得很光荣，但是后来又听说当了右派，右派不是中央军么？我家里的人，怎么可以去当中央军的，使得我靠你寄来的钱吃饭，也不舒服，你现在还是中央军么？……不当了，那就好?选”

但是，母亲呢。她却始终不知道，她只知道儿子“出山”了，成家立业了，儿女一大群了。她多想和他说说话，象小时候一样，长久地望着他。他也多次的想把她接出来，过过享福的日子，可是她不愿意来，她喜欢过那种清静的山野的生活。她对于儿子的工作太忙，走不出之类的话，是半信半疑的。因此，也许是过度的思念所致，她在暝目之前的一年中，实际上已经神经错乱，但据家信说：母亲在弥留之际，却极清醒地说了些达观的话，一句也没有责怪他。倒希望他在外面安心的工作。这对于母亲来说，无疑于已是伟大的原谅和伟大的坚韧，而对于他来说，却是分外的难受的……

有一丝儿凉凉的风吹来，他睁开了那双被皱褶包围着的苍老的眼睛，透过迷蒙的晨雾，他又看到了母亲下首的一具小坟，不知怎的，他的心猛地收缩起来，泪水控制不住地落下来。

那不是他的爱女晔子么？

战争，又是战争的安排，使他的两个孩子过早地死去了，一个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一个只好请别人抚养，但由于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感情的特殊性，对这几个孩子的命运，未曾深重地刺伤过他的心，唯独只有晔子，他的心里象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缺。

她被祖母留下来，是在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回家，回上海之前，母亲用不能更改的命令口若悬河地对他说：“你，你也对媳妇去说，你们把晔子给我留在身边，我要她，我会养得她好好的……”她流下了眼泪。

他遵了母命，走了。但谁都想不到，这成了永别的开端，对于母亲，也对于女儿。

起初，还有一点音讯，但是，武汉和家乡相继沦陷后的十几年间，一切消息全没有了，他以为他们巳多半不在人间，他们呢，也以为他一定为国捐躯了。

直到解放以后，他试着写信向家乡打听，不久就接到一封来信，而且是女儿晔子的手笔，他多么地激动啊。他不仅从信上知道了父母亲还健在，而且已经看到，那离别时只有四岁的女儿，现在已经能写长长的信了，并且，第一次在信上称他为“亲爱的爸爸。”

信的纸上没有泪痕，但是他哭了。因为他分明感到女儿写这封信时是在哭的。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可爱的孩子很早就懂事了，六七岁她就会做家务，服侍祖父母并能用童稚的语言和天真相为祖父母排解因贫苦带来的烦恼和苦闷。最后，当家里实在苦得活不下去时，才十来岁的她竟跟人到了上海，用做女佣挣来的钱，寄回家来养活祖父母。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的残酷，当他收信以后不久，准备派人去接她出来进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没有接到人，却接到了一份电报。晔子在临行前的两天，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死了。那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踱了整整一夜。他想，若是晔子那时也跟着母亲和两个弟弟去了延安，情形又会怎么样？也许，她现在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干部，也许她会在前线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也许，她会牺牲在敌人的子弹下，她的母亲不是牺牲了吗？

仿佛有一点热热的雨点打在脸上，淌了下来，他抬起那只过去捏惯枪而后来又捏惯笔的手，把它抹掉了，但不知怎的，那东西又流了下来。

从内心里来讲，他感到十分的内疚。如果他早来十年、二十年。他也许能够看到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说不定，她们至今还能活着。然而，工作和一个革命者的职责只好使亲人之间的感情放置在一个从属的地位。

然而他回来了，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解甲归田”。他悲哀吗？有些悲哀，他伤心吗？也有些伤心，但这些只不过是一时之念。谁没有这一时之念呢。他和爱人王玮现在只有二十元生活费，三个小孩没有工作，每天早上只能喝稀粥。他们毕竟是过来之人，是经历过大苦大难的，对此尚能忍受。孩子们便忍不住了，为什么别人家生活这么好，他们却不能？为什么———是的，他想起了十三岁的小儿子，童稚的天真使他分不清政治上的界线，看到别人戴了红袖章，他回家也做了一个，却不料被造反派打了三个大巴掌，他有这个资格吗？那一天，儿子回来告诉他，他火了，训了儿子。儿子哭了，王玮哭了，他也哭了，一家人抱头大哭。

不错，他现在仍然是大右派，他受到的凌辱、折磨和创伤并不比别人少。他付出了代价，党也付出了代价。这样的代价，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本来是不应该支付的，但是付了。不只是他徐懋庸一个人，而是对于所有的革命者。因此，他感到仍然是充实的，他并不孤独。

将来，也许不要很久，徐懋庸说不定还能用自己这支犀利的笔，当作解剖刀，把自己的胸膛剖开，把心脏赤裸裸地放在大家面前，就象他以前冒死从事革命工作那样，来表达他对党的一片忠心，即便生活再次出现波折，他也不怕，怕什么呢，在真理面前，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应该退却的，就象他面前的管溪一样，无论你在下游怎么阻挡，但它总是毫不在乎，一个劲地向前、向前……

想到这里，他那瘦削而又苍老的脸开始绽开了一抹笑颜，他于是再次看了眼不远处已被朝日映得通红的熟悉的大山，转过身。去寻觅他离家几十年的景物和记忆。

在他的身后，是从千山万壑中汇集而成的哗哗的富有节奏的管溪声。

注：该文曾发表于１９８６年《上海文学》第二期。在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浙江省新时期散文评奖中获“浙江省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