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深蓝色的天空中，２４颗星星在那里闪闪发光……”这是上海多伦路上“左联”纪念馆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场景，那些星星是“左联”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寓示他们的人格、作品将与日月争辉，永远闪耀在祖国的文学天空。望着那些星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其中一颗明星是从上虞下管大山中冉冉升起，他就是上虞乡贤徐懋庸。
一
徐懋庸，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６日出生于上虞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徐金木靠做蓖匠苦度光明，生活十分困难，六个孩子中有三个送进了县城的育婴堂。
徐懋庸从小聪明好学，刚满５岁进方村小学读书便显示了非凡的天赋，读高小二年级时，一次老师上国文课，他却在看《新华春梦记》，老师问他书名什么意思？他竟对答如流，使老师大为惊讶，被人们称之为“神童”。由于交不起学费，他无钱上中学，便跟着父亲到“大岚山”顶的山区里去贩卖和修理纱筛，一边做生意，一边带着《唐诗三百首》津津有味地朗读。
１９２３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是他小学的老师，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聘他担任教师，时年他才１３岁，比学生年龄大不了几岁，人称“小小先生”。在四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至今上虞档案馆还保存着他１４岁时写下的２００余篇日记真迹。
１９２５年春，上虞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文化界名士胡愈之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徐懋庸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１９２６年，他受叶天底影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还负责编辑《南针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离开故乡。
二
１９２７年徐懋庸来到上海，化名余致力，考入了勤工俭学不花钱可读书的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三年的学校生活，使他学会了法、日、英三国外语，１９３０年学校毕业之后，到浙江临海田浦中学任教，他利用课余时间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
１９３３年春天，他第二次来到上海，正值“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鲁迅的旗帜下，大批文化精英正在利用上海这块特殊的地域，以文学为投枪匕首，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正义和进步而呐喊，徐懋庸正好赶上了这个潮流。
但由于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生活十分艰难，幸亏有老乡胡愈之的帮助，才使他在上海立了足。
徐懋庸崇拜鲁迅，在认真揣摩学习鲁迅的为人为文的基础上，开始模仿鲁迅文风，写起了杂文，由于他独到的悟性，杂文写得颇有鲁迅风度，从而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徐懋庸的杂文与评论引起了鲁迅和上海“左联”的关注，１９３４年春，徐加入了“左联”，鲁迅时任“左联”委员长，徐正式成为鲁迅麾下的一名文化战士。
不久，徐懋庸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第二年春天，２３岁的他又担任了“左联”书记。
自此以后，徐懋庸与鲁迅关系日趋频繁，得到了鲁迅很好的爱护、器重和培养。１９３５年３月，徐懋庸出版《打杂集》，鲁迅专门为其作序，这在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中是难得的殊荣。
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６年８月，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共有６０封之多，鲁迅给徐的信也有５０多封，从中可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于种种原因，“左联”解散了，内部还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一是以鲁迅为代表提出的“民族革命战线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这场斗争中，徐懋庸凭着鲁迅对他的信任和爱护，竟急不择言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人与事的看法，由此冒犯了正在生病的鲁迅，鲁迅误以为徐懋庸是周扬的人，便很快写了一封《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于８月１５日发表在《作家》杂志上，这样两人的矛盾便公开化了。
那时候徐懋庸尚不过是２６岁的青年，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得罪了这位恩师鲁迅先生，他又惊又叹，唯一的办法只能等待，等待有朝一日当面向恩师解释，以求得他的谅解。
不料两个月之后，鲁迅与世长辞，听到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徐懋庸惊得目瞪口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他的面前：该不该去参加追悼会？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和羞辱；但如果不去，岂不是真的受人以柄，误认为这个“小绍兴”如此绝情。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去，并展纸写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１６字的挽联写得是那么的悲伧、无奈。
三
徐懋庸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困难，便决定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弄清楚两个口号的是是非非，自己到底错在何处？经过一番辗转，直到１９３８年才到延安。５月２３日，毛泽东接见了徐懋庸，徐把事情原原本本作了汇报，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毛主席听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两个口号的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同时毛泽东批评了徐对鲁迅不够尊重，批评他不该写那封信，同时也指出鲁迅的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
事情有了结论，徐懋庸非常开心，毛泽东分配他在延安抗大教哲学，这年夏天，他加入了共产党。
在抗大４年多时间里，徐懋庸除工作外，还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等教材。
１９４３年初，彭德怀和刘伯承力荐他去晋冀鲁豫边区担任了文联主任，他带领了全体文联干部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创作了一批真正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还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阿Ｑ正传》和《理水》等书。
解放后徐任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等职；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十年浩劫中又被打成“反革命”；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６７岁的乡贤带着满腹才华和无穷的遗憾终于踏上了不归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魂归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四
徐懋庸是从上虞下管大山中走出的一位现代文学家，满身散发着虞山舜水的乡土味，血液里流淌着故乡人那种特有人文的基因。
徐懋庸虽然满腹经纶，是个早慧早熟聪明绝顶的杂文家，但为人处世智商实在不高，太直、太真，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
凭心而论，鲁迅开始对他不错，如果换一个人，或许会把他俩的友谊演绎得山高海深、气势如虹。“大树底下好乘凉”嘛！可是他不但没有抱住这株“大树”，反而得罪了鲁迅。
１９６１年冬，他曾经带着小儿子克洪、小女儿延迅回过上虞。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到了下管有人问：“这是谁？”他对儿子说：“告诉他们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一个人谁不想光宗耀祖？何妨这时徐懋庸已摘了帽。可是他就是这么透明。
最典型的要数与周扬的关系，公正地说，周扬有负于徐懋庸：原本徐与鲁迅的关系很好，是因为周扬才使他成了替罪羊；事后，徐赶到延安，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后，作了英明的裁决：两个口号是自家人打内仗，既肯定了鲁迅，也肯定了周扬。当徐要求入党时，请周扬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却遭到了周扬的拒绝。“文革”中，周扬作为“四条汉子”被打倒了，造反派想叫徐揭发周扬，但徐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他在交代中把毛主席原话写了出来。那是什么时候？他这样写，岂不是“为周扬翻案”，是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是百分之百的“现行反革命”。
后来不得已，徐又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但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捏造”，并将认罪书的时间“１９６７”错写成“１６９７”，相差近３００年。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戏弄还是讥讽？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不错，对于徐懋庸的悲剧人生，他年迈的老父徐金木似乎早有所预料。
１９５３年，徐懋庸曾罢过官，此事传到老父亲徐金木的耳朵里倒觉得并不奇怪，他说：“下管这个地方，土浅水清，培养不出大树，大风一吹，难怪是要倒的。”
１９５７年，徐懋庸被打成了右派，父亲此时９０高龄，已耳聋眼瞎，他有点激动地对儿子说：“听说你原来当新四军，我也觉得光荣，但是后来又听说你当了右派，右派不就是中央军吗？我家的人，怎么可以去当中央军的！使得我靠你寄来的钱吃饭，也不舒服。你现在还是中央军吗？不当了，那就好！”
１９６３年冬，徐懋庸第二次回故乡，这时他父亲还在，曾苦口婆心地对徐懋庸说：“你的城府不够深，个性执拗，常常会惹麻烦，千万要当心。”
父亲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预言家，但徐懋庸的人生经历却不幸被父亲言中。父亲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
追溯历史，下管是出了名的文人乡，耕读传家源远流长，素有“穷秀才、滥举人、秀才多的打篱笆”的说法，文人中出过不少“芝麻绿豆官”，但高官者不多，明朝徐学诗算得上一个高官，官至监察御使，也因秉性耿直而与奸相严嵩抗争，最后惨遭奸相报复，锒铛入狱，削职为民。
下管这个地方，正像徐金木老人说得那样，管溪水很浅，山上的杂木宁折不弯。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域，其地缘、人文、地理特性对生活于斯的人一定会烙上深深的印痕。
令人欣慰的是，这位从下管大山出来的现代文学家，虽然白璧有瑕，但他毕竟是一块璧玉，是一位值得人们敬重的乡贤。
今天故乡专门为他建立了纪念室，这是故乡人民对乡贤表达的一份心意。如果乡贤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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