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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提高执政能力

着力推动上虞经济、社会、政府三大转型

徐文光

(2005年3月11日)


当前,上虞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非常关键的战略调整期、竞相发展的战略竞争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上虞要加速崛起,实现“两个率先”,必须保持坚定、清醒、有为的精神状态,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八八战略”和绍兴市委“八个创新提升”,做到五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加快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坚定不移地搞好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实施统筹发展和富民强市,坚定不移地打造“平安上虞”和构建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具体工作中,要着力解决好增长方式、社会环境、内部机制三位一体的问题,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断增添新的动力,探求新的途径,寻求新的突破,努力实现新的发展。

第一、关于加快经济转型的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集约化发展。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是上级的要求,也是上虞今后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形势下,上虞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大量凸现出来,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土地、资金、电力等要素制约加剧,环境保护压力增大,能源、原材料涨价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困难,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在过去一年中都有切身的感受,并且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客观冷静地分析,我们不少工作还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是一种近期的应急性调整,从长远看,根本的出路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走集约发展的新路子。这是上虞能否抓住困难中的机遇,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1、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一要搞清楚“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个概念实际上为我们加强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本文对这个问题的所有阐述,都是围绕资源要素集约利用这个核心而展开。 

二要搞清楚上虞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轨迹,从对过去和现在的把握中谋划未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上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基本上是初级要素资源推动型增长。上风、阳光、龙盛、联丰、春晖等乡镇企业从几千元起家开始发展、初显活力,崧厦伞业、道墟纱筛等块状经济大量以家庭作坊的形式涌现,整个经济发展是以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及其他初级资源的投入为主,呈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格局,处于一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带有明显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基本上是投资推动型增长。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为起点,乡镇企业经过改制焕发生机,带动了个私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八五”和“九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递增达32.9%,比“七五”期间提高了19.9个百分点,机电、化工、轻纺等三大支柱行业初步形成,伞业、铜管、劳保、电化铝等块状经济加速集聚,经济发展开始呈现一定的集约化趋势,但总体上以量的扩张为主,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相当粗放的。

第三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加快向投资、创新共同推动型转变。“科教兴市”战略真正得到深入贯彻实施,举办科技节、开展科技接轨等活动,企业在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压力下,更加注重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先后有5家企业成功上市。产业加速向园区集中,经济开发区和杭州湾上虞新区集聚了全市经济总量的近一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产业升级的速度趋缓。

从我市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轨迹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的阶段性有着必然的联系,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不可能一步跨入集约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尽管今后一个阶段中大规模的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增长仍将起到主导作用,但从投资导向转向投资、创新共同推动,并最终发展到创新导向,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要搞清楚我市经济不能较快摆脱粗放型模式的原因所在。

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进入新世纪以来,上虞经济与周边县市加快发展、集约发展的迅猛势头相比较,显示出明显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发展速度不够快,产业升级趋缓,增长后劲不足,环境压力增大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进程相对滞缓,影响了工业化的推进。与浙江的其他地方一样,上虞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走的是一条农村工业化的路子,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投资分散、资源利用效率低、基础设施共享难等众多突出问题。在周边的许多兄弟县市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时候,上虞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机遇,造成现有的城市功能缺乏对要素的集聚力、对产业的承载力、对农村的辐射力。特别是因为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的滞后,使城市难以发挥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二是产业集中度不高,难以发挥应有的规模效应。上虞的工业经济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实力,但由于缺乏科学的产业政策导向,尽管产业的门类众多,除机电、化工、轻纺等支柱产业外,还有灯具、小家电、消防器材、汽车配件、塑料制品、建材等,但这些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优势不能互补;尽管拥有一批大中型企业,但并没有带动相关中小企业的发展,难以形成区域配套协作的生产体系,缺乏产业集群效应;尽管发展了伞业、劳保、铜管、电化铝等块状特色经济,但存在着龙头企业规模不大,没有形成响亮的名牌产品,更缺乏有形的市场。

三是对外开放程度的不足,造成资源整合缺失动力。在内源性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吸纳大量外资项目的进入,以新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来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现阶段加快集约式发展的根本出路。尽管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但由于传统文化中“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为浓重,不少企业在外资合作中缺乏足够的胆气和魄力,上虞的招商引资水平始终落后于余姚、慈溪、绍兴等周边县市。

四是体制的落差减少,导致科技优势弱化。科技进步是上虞引以为豪的一张靓丽名片,共有260多家企业与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结成了产学研合作关系,这在全国县级市中是少见的。我市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起步较早,成为推动产业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主要是因为抓住了体制落差的机遇。但近年来随着各地企业的改制相继完成,我市在这方面的独特优势也正在逐步丧失,上虞企业与许多大中城市的企业在科技成果转让方面的竞争中处于弱势,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欠缺。

五是政策制度体系不健全,产生资源效率的损失。由于前几年一些乡镇、街道急于引进项目,加上用地管理上的粗放,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压价、无序竞争现象,造成项目投资强度、经济密度明显偏低,有限的空间资源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益。此外,企业排污费价格的偏低和偷漏排现象处罚的偏轻,也是造成企业长期在治污设备上投入方面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2、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

从目前情况看,上虞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市场化、国际化、生态化全面提升的重要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以观念转型为先导,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坚决克服因循守旧思想,勇于独辟蹊径,在创新中突破,在创新中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化。在具体工作中,要着力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要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是一项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长期战略。上虞的发展不仅是质量的问题,还有总量不足、速度不快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的思路。当前,要继续深入开展“强化综合协调,优化资源配置”的活动,按照开源节流并重的原则,进一步提高要素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确保经济稳健增长。同时,切实把中央宏观调控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利时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能源、原材料等初级资源的依赖,为经济增长创造符合政策条件和现实基础的集约方式。特别是土地,这是政府最大的资源,也是整个财力的支撑,我们对可用指标一定要精打细算,在引进项目上不能再“口渴就喝腌菜囟”,市委、市政府为此制订出台了一整套的政策制度,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行“双控定额”管理,提高投资门槛,就是一种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集约化的政策杠杆。

二要处理好投资与创新的关系。加快从投资型向创新型转变,这是实现集约化的必然要求,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有阶段性的,上虞的工业化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后期这样一个水平,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3000美元到6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所以,投资推动仍是今后较长时期加快上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没有源源不断高水平高强度的投入,就没有源源不断的产出。而且,现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还是以投资中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加以体现。因此,我们在当前仍要高度重视投入问题,但是投入不是铺摊子,必须将技术进步放在首位,更加讲究投入的质量和效益。同时,要高度重视和抓好科技创新工作,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和产学研联合体等三大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建设,推进伞业、灯具、铜管、劳保用品等行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培育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

三要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增量推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增量上,往往忽视存量这一块。在走向集约化的今天,除了要把增量引向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外,更重要的是盘活存量,尤其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要素资源制约严重的情况下,更应该眼睛向内,千方百计把存量资源盘活用好,实现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在全市经济科技工作会议上也进行了强调,2005年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力做好节地挖潜工作,并且提出了全年盘活各类存量土地3000亩以上的目标,这一目标任务能否完成,事关整个供地计划的实现,事关全市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市政府为此也采取了下达技改项目用地计划与存量土地盘活相挂钩的办法。现在做好这项工作的环境很好,法律有依据,上级有要求、政府有政策,关键看各乡镇、街道和两区怎样去认识,怎样去行动,怎样去落实。我们还提出要把农村宅基地整治作为挖潜工作的重点,建新房要腾旧房、拆旧房,明确了农村集中建房的原则,今后不再一个村一个村地分散审批建房,几个村选择一个集中的建房点,集中进行建房。我们之所以这样考虑,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就是要在存量这一块上盘出新的发展空间,只有彻底改变增量投入不断扩大而存量利用率低下的情况,才有可能加速上虞经济增长集约化的进程。

3、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为实现集约化发展目标,我们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结合上虞实际,选择正确的战略、路径和对策。当前要坚定不移地把加快工业化、推进城市化作为根本战略,加强规划调控,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完善市场体系,强化环境整治,加快形成集约、高效、生态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是以规划为龙头,更大范围地整合资源。要以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作为经济发展的总纲,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导向,出台相关激励政策,促使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加快向机电、化工、轻纺等战略性产业和块状经济集聚,重点支持技术创新型、产业整合型、投资强度型、用地集约型、节能环保型、劳动密集型等企业的发展,把科学的产业导向体现到资源配置中去,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有效益的项目和企业中去。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按照“北工、中城、南闲”的格局,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强化区域特色,形成错位发展,凸现比较优势。要进一步强化规划控制,按照“大项目进新区、好项目进开发区、小项目搞集聚”的原则,加强项目的选址定点、定额指标和考核验收管理,做到产业集群、用地集约、项目集聚。

二是以城市化为载体,更大力度地集聚资源。城市化是最大的集约化,城市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农村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要按照工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城市生态化的要求,突出城北新区、杭州湾上虞新区、经济开发区等“三区”建设重点,建立统筹协调、运转顺畅的开发机制,保持高强度投入,加快以道路、桥梁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大框架、完善配套、提升功能、早出形象,不断优化区域发展环境,为吸纳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资金、人口等要素集聚搭建平台。要抓住区域交通优势在未来几年将有较大提升的难得契机,超前发展以城东市场群为重点的现代商贸服务业,引进大型物流中心,新建汽车、五金机械等专业市场,全面提升生产、配置、集聚、辐射、服务、枢纽等现代城市的经济功能,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向社区集中。

三是以产业升级为重点,更高水平地利用资源。积极实施内力推动型和外力带动型产业升级战略。所谓内力推动型产业升级,就是以创新为动力,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一产,提升二产,突破三产,把企业结构调整与技改投入、科学管理有机结合,创造新的产业优势,谋求新的结构效益。技术的进步总是意味着同样的资源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更少的环境损失,因此,把技术创新作为推进产业高度化的直接动力,切实加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要以组织创新为基础,在宏观层面,主要是向规模化、专业化、集群化发展,培育大龙头、扶持大配套、发展大产业,着力创建具有产业集群理念和导向的自我增长机制;在微观层面,引导企业从机会导向转向战略导向,以股份制改造为重点,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上市,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要把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创新作为根本保证,着力解决人才引进难、留住难的问题,创设良好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支撑作用。所谓外力带动型产业升级,就是要一以贯之地强化招商引资,利用上虞的发展空间和产业比较优势,全力引进全球500强和国际知名企业,以外部增量资源的引入带动内部存量资源的调整,全面提升上虞的产业、技术和管理层次。此外,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优先发展加工贸易,积极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四是以完善市场体系为手段,更高效率地配置资源。进一步运用市场力量,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要以政府职能转换为出发点,加快推进金融、财税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拓宽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形成有效投资需求正常增长的机制。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土地、技术、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完善人才及劳动力市场,整顿市场秩序,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致力于绿色价格体系的形成,弥补市场缺陷,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提高环保标准以及有偿集中的排污物处理的合理定价,推动污染治理的产业化发展。逐步提高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使用价格,促使资源的集约化利用。要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为载体,加快转变社会生活方式,制止资源滥用现象,反对各种浪费,形成对环保节能产品的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关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问题。

所谓“社会转型”,就是全力打造“平安上虞”,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确保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一思想,在此前的十六大报告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已体现,其中有两处比较明显,一处是报告提出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全面小康社会“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另一处是报告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

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一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党校也举办过一个类似的研讨班,那次研讨的主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再往前一年,2003年春节过后,这里曾举办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题的研讨班,参加者同后两次一样,均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党中央、国务院部委办的党政一把手。可以说,每年春节过后、“两会”召开之前,把主持各方政务、担纲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党政要员集中于中央党校,举办5至7天的短期培训,把党中央在新的一年中关注什么、要做什么大事进行通报,学习落实中央重要精神,这已成为一个惯例。

这三次研讨班的举办,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政治韬略。2003年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旨是用十六大精神武装全党,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04年的研讨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旨在以科学发展观统一全党意志,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今年的题目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中央要从实践的层面,着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1、加快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从而把上级的要求变成自觉的行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虞跟全国的许多先发展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平均每年的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但是,在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失衡现象,各种矛盾和问题明显增多。可以说,上虞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既是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现时期。可以说,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多事之秋。全国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上虞作为先进发达地区,相对更早一些进入这个阶段,相对更多接触到新矛盾和问题。

必须清醒地看到,现阶段我市各类社会矛盾正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与尚未解决的老矛盾、老问题缠绕在一起,成为影响我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种信访问题逐年增多,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犯罪活动呈现动态化、组织化、职业化的倾向,偷、盗、抢案件经常发生,刑事犯罪的恶性程度增加,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绝。此外,安全生产、火灾等形势依然严峻,环境保护压力继续增大,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对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就可以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任其发展,就有可能产生社会动荡,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央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口”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浙江省委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决策,本义上就是要求我们努力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避免出现社会的任何动荡。

2、加快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对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迈进中,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一是利益格局的改变。经济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多种多样,行业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出现了新兴的富有群体和新生的贫困群体,贫富差距的拉大,容易使一部分人的心态发生变化,成为当前社会情绪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动。随着城市规模和功能的提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加快向城市集聚,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强。但是,推进城市化,就会涉及拆迁和征地,就会触及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矛盾。

三是社会阶层的分化。现阶段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创业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中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出来。而且在社会开放性和人员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大量外地务工人员进入上虞,形成了独特的民工阶层,使社会成员的构成更加复杂,社会治安管理的任务更加繁重。

四是价值体系的重构。在快速转型期,由于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已被打破,具有整合社会功能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断层”现象,传统文化的碎化、革命文化的虚化、道德文化的弱化等倾向越来越明显,而新的制度伦理的建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市场经济功利性和自主性的影响下,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关切度和依赖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凸现,导致了社会成员和团体难以自觉地约束私欲的无限膨胀,大大增加了道德主体行为失范的可能性。

面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急剧变化,我市近年来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为总抓手,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确保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3、加快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要求,从而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和谐论”,是我们党在十六大之后理论创新方面一个重要成果,具有深刻的内涵,表明了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诚信友爱是团结互助的前提,充满活力是和谐社会的显著标志,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基本特征,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超越以往片面单纯的社会稳定观。不可否认,我们在过去处理社会矛盾时,比较注重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却往往忽略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造成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我们在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时,应该立足于系统的整体性,正视社会的差异性和矛盾的多样性,推动系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兼容、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努力实现和谐型的稳定、可持续的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宽领域、大范围、多层次的广义上的“平安上虞”建设,就是我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从哲学的观点分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和实现新的平衡的过程。小平同志提出关于“三步走”战略,集中反映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先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富起来,再让先富起来的人或地区帮助、带动未富起来的人或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社会要素的不断分化与重组,是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和谐社会的美好追求,正是加快推动社会转型、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和谐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4、加快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以打造“平安上虞”为载体,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发展增和谐、以改革促和谐、以公平求和谐、以稳定保和谐,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着力增强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群众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六个方面的本领。

在战略的层面,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同谋划、全面推进,统一于上虞加速崛起、实现“两个率先”和富民强市的奋斗目标中,努力实现“四位一体”的整体提升。

在规划的层面,我们在制订“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时,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起规划、一起部署。

在实施的层面,要紧密结合上虞实际,抓住突出问题、关键环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重点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切实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加快社会安全网建设。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犯罪,作为建设“平安上虞”的关键环节,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快建立以公安机关专门力量为责任主体、社区保安和专职协辅警等群防群治力量为辅助、广大人民群众为依托的的区域联动治安巡防工作新机制,从源头上打压犯罪空间。要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制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经常开展实战演练,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推行企业安全评价工作,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大安监部门的人员和设备投入,强化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部位的安全监管,最大限度地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扎实推进公共卫生建设,构建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确保社会稳定有序。

二是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针对当前社会矛盾利益性突出、多样性加大、对抗性增强的新特点,要进一步强化执政为民理念,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要发展好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又要协调处理好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掌握利益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同时,注重研究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形成机理和发展趋势,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完善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以创建“枫桥式平安乡镇”为抓手,发挥乡镇基层维稳中心的作用,落实领导责任,完善信息预警和疏导化解矛盾,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特别是对各类群体性事件,要掌握它的基本规律,通过联动联办、双向承诺、领导下访等途径,善于做好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依法、及时、妥善地进行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化解矛盾。

三是转换社会管理模式,实现多层次的广泛合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功能的分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民主法制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从权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从国家社会转向公民社会,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受到冲击。为适应社会的加速转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要从行政控制向依法行政转变,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共同参与、合作共治的新模式。要建立各个层次的对话网络和沟通场所,通过发展论坛、听证会、意见征询会等形式,进一步拓展民意反映渠道。各种区域层次的委员会,比如决定城市发展方向的规划委员会等,它的组成必须具有广泛性,能代表各个政府部门、企业、民众各方的利益。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广泛吸引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和各种公共活动,强化社会凝聚力,创建超越家庭网络关系之上的社会合作,加快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四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构筑覆盖城乡的大社保体系。社会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特殊功能,被称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社会保障由城市向农村延伸,率先建立起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引导和促进就业的就业体系,率先建立起广覆盖、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社会保险体系,率先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和优抚福利体系,形成“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扶、灾有所救、人有其业、劳有其酬”的大保障格局,实现空间上和人员上的全覆盖,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要切实加大农民转移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就业技能,着力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减少农民转移就业的风险。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强化扩面征缴,扎实推进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工作,不断扩大保险的覆盖面。要以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积极构筑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的集中供养率。全面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鼓励发展劳动就业型产业和社区服务业,努力实现比较充分就业。

五是突出生态市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强化生态即产业、生态即经济、生态即资源的理念,一手抓生态建设,一手抓污染整治,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加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将环境损益科学地体现在GDP指标中,并切实加大生态建设的政绩考核权重,引导各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挖掘利用山水、文化、历史资源,把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以曹娥江“一江两岸”和三环大道为纵横交错的城市生态轴线,着力做好绿色山水文章,植树造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依山傍水、借山引水、显山露水,合力打造现代化的生态型城市。发挥虞南区域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机构的作用,统一规划,整合资源,有序开发,建设城市后花园,打响“生态、休闲、养生”的旅游品牌。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经济补偿机制,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实时监测、集中整治,促使企业加大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走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从源头上减少和防止污染。

六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先进文化的社会整合力。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为抓手,大力推进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实现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切实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群众工作的主动性与有效性。通过举办虞舜文化周等活动,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大力加强法制文化、信用文化等现代文化建设,培育“激情、大气、和谐”的城市精神,注重竞争与效率,促进公平与正义,提倡谅解与宽容,努力形成全体市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

第三、关于加快政府转型的问题

所谓“政府转型”,就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适应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

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原先失范行为的否定过程,更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断调整、适应和重构的过程。在市场化步子不断加快、政治体制日趋完善、多元文化共同繁荣、价值体系渐趋整合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政府改革的重要性时所指出的,如果政府管理体制不改革,就如同“一马当道、万马不可前行”一样。政府改革能否到位,能否建立公共服务型的现代政府,事关一个地方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1、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现代政府的职能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十六字要求,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具体而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应扮演经济发展的调控者、改革开放的推动者、有效制度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谐社会的保障者等“社会人”角色。

实现职能转变和角色转换,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把从政为民、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做到“两个依靠、两个还权”,即依靠并运用市场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提高市场的开放度,还权于市场,使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政府宏观调控;依靠并调动群众的力量来管理社会,提高群众的参与度,还权于人民,使政治资源由人民配置,执政党宏观调控。

加快职能转变,必须着眼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的职责和功能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合理边界,做好“强化”、“弱化”、“转化”三篇文章。“强化”就是强化区域调控职能,将工作重点从直接抓项目、办企业转到制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上来?熏以科学的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熏鼓励竞争、激励创业、扩大开放?鸦着力维护良好的法制、政策、人文、信用、服务环境,努力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弱化”就是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熏最大限度地削减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熏把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放松行政管制,打破行政性垄断。“转化”就是将政府的社会职能向社会组织转化,将政府目前所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和部分协调性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效能政府。

但是,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有不少同志在头脑中还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功能,有的甚至认为政府可能不管经济了。我们认为,不能进行这样简单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解。政府转型有一个过程,必须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同步协调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政府转型中对经济管理的作用绝对不是用简单的“削弱”两个字可以概括,很多方面是大大强化了,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当前,上虞要谋求新一轮更快更好的发展,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应积极发挥调控作用,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把各种资源要素和力量整合调动起来,让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因素充分活跃起来,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2、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对传统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进行调适。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竞争与发展、效率与公平、开放与流动、改革与创新、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治等等,成为这一阶段主要的社会特征。与此相适应,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在行为方式上也应该具有以下的主要特征:

一是规范,就是要依法行政,治政者必先受治于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政府。要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契机,加快行政改革,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解决好自身的思想观念、政策规范、决策程序、管理方式、操作技术等方面的法治问题,使政府行为不断走向法制化、制度化、程序化。

二是统一,就是要统一协调,不能各行其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力型政府。公共服务具有社会性和共同性的特点,需要各级政府统一协调和处理,特别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政府的统筹能力提出新的考验。要进一步强化全市“一盘棋”思想,通过系统整合、整体优化,做到部门力量集中使用,形成政府工作强大合力。

三是效能,就是要追求公共效益最大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效能型政府。任何政府资源的投入都要讲究投入产出比,讲究眼前与长远的统一;任何权力资源的运用都要保持纯洁性,坚决铲除各种权力寻租行为。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追求制度规范的倍增效应、文化资源的催化效应以及行政系统结构优化对其他要素的放大效应,提高政府工作的整体效能。

四是透明,就是要公开政务、政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阳光型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社会、是群众,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行政行为始终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打破传统体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鼓励和支持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减少和避免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封闭性,防止和克服权力滥用、不廉不洁等现象。

3、构建现代新型政府管理模式,从上虞的实际出发,重在建立健全四大管理体系。

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现代新型政府管理体制,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流程再造,当前,应着力构建和完善四大管理体系。 

一是构建战略规划体系。战略和规划主要是提供方向,是解决一个地区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战略是一个地区的发展之魂,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站在全局的、整体的高度,找准城市的定位,明确提出今后发展的战略模式、战略重点、战略目标,在这一基础上制订具体的规划。本届市委、市政府从一开始,对战略和规划问题高度重视,为新一轮发展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如果没有做好这一系列规划,我们现在就要吃苦头。去年以来,上级在用地审批中,把符合“两规”作为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规划不搞好,我们很多项目都无法启动,加快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就是一句空话。两年多来,我们牢固树立“规划立城”的理念,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和先导作用,按照规划在先、规划超前、规划完整、规划明确、规划有效的原则,编制好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大大小小一揽子规划等,使规划涵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强规划管理,强化规划执行,把规划统起来、深下去,做好深化、细化、具体化的文章,利用规划的宏观调控手段,统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利用规划的资源整合功能,重塑地方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空间形态。

二是构建政策制度体系。政策制度主要是强化规范。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稀缺资源,也是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具有制度的效率才能促进持续的发展,相反只能不断地制造落后。应及时清理过去的政策文件,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制订新的政策制度。当前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土地管理、项目建设、工程招投标、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根据法律法规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有效地约束和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土地管理、工程招投标等,在上级还没有明确提出来时,我们都是超前在做、主动在做,都不是为做而做,因为无论从眼前和长远看,我们确实有这个需要;更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这么一个理想,有这么一个动力,就是要努力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为现代的新型政府。同时,我们还追求制度的组合效益,对城中村改造、土地征用、安置补偿、农民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整体考虑,立足于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安置农民、保障农民、培训农民、富裕农民,作出系统的制度安排,形成相互配套衔接的政策制度体系。我们大力开展了工作流程再造,比如经营性土地出让中,我们已经制订了“两层三规五步曲”;比如对所有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的事前工作,严格按照市场开放、整体推出、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标底及预算审核等原则和程序操作,监督线与执行线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等等,因为我们在实践中感到,光有制度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制度仍然是空的,是无法落实的。

三是构建工作运行体系。工作运行体系主要是提高效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运作机制。

———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加快建立和健全一整套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继续坚持重大工作向人大报告、向政协通报制度,实行重大规划社会公示制、社情民意反映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社会听证制,完善专家咨询、决策论证等制度,坚决避免盲目拍板、简单决策。 

———规范高效的执行机制。要着眼于增强统揽全局的能力,按照统分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发计一个头、土地一只口、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资金一本账、监管一条龙”的“六个一”管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实行重心下移、权责一致的归口办理制,促使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能,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部门工作观念,努力形成大规划、大财政、大国土、大建设、大交通、大社保、大监管这样的工作格局。特别在城市建设方面,年内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经济科技会议上也进行了阐述,可以用“一二三四”来概括。“一”就是坚持一个既定方针:打造城北核心区块,建设滨江生态型城市;“二”就是推进两个机制创新:政府层面和部门层面的运行模式、审核把关、工作落实;“三”就是抓好三项管理:台帐管理、图籍管理、表式管理;“四”就是加强四个要素统筹:土地、资金、项目、拆迁,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主动性。

———制约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市通过机制创新、资源整合,突出国有资产管理、建设工程招投标这一重点,按照监、管、办分离的原则,建立了招投标监督办公室、招投标中心、国家建设项目专业审计分局,在乡镇、街道和部门分别把关的基础上,由招标投标监督办公室和专业审计分局,对项目招投标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已经形成了覆盖场内场外、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立体监督。下一步,着重要按照“大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整合监督力量,对政府工作的推进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过程控制、考核奖惩,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所有建设项目,包括工业项目,实行选址定点、定额指标和综合验收三项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政府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是构建干部人事体系。干部人事体系主要是增强合力。要坚持把“抓人促事”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避免把人和事主观地分离开来。在政府领导落实一岗双职,既要抓好事,又要抓好人,坚决贯彻市委“以做人的方式做事,以做事的结果看人”,通过领导垂范、制度规范、监督防范,形成干事创业的正确导向,并千方百计调动和保护好干事的人的积极性。要结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快建立“教育培训、动态管理、考核激励”三位一体的公务员管理机制,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切实提高班子的谋划力、工作的执行力、机关的公信力、环境的吸引力和干部的免疫力,促使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工作能力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4、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还要同步推进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

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项深层次的内涵式改革,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其他方面的协调推进。

一是完善考核激励导向。政绩考核如同“指挥棒”,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方向。加快政府转型,必须首先确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形成正确的激励导向。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出发,设置政绩考核内容,为政府行为构建新的参照系。去年,我们对乡镇考核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虞南山区乡镇取消了招商引资、技改投入等指标的考核,提高了对生态保护、劳动力转移等指标的权重。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既要考核经济GDP指标,也要考核生态GDP指标、人文GDP指标;既要全面系统地考核眼前的、看得见的显性政绩,也要考核制度环境建设等长远的、看不见的隐性政绩。

二是培育现代政府文化。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新的政府文化的有力支撑。由于现代新型政府的管理体制是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法律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服务市场、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管理体制,所以,政府文化的核心,是要不断强化以人为本的思想,追求并体现我们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公民的社会,追求并体现一种法治的精神、民主的理想。一是亲民爱民、执政为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直接体现政府的人民性和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亲民”正是适应新时期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而形成的新的文化要素,“为民”是政府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二是让制度说话、按规则行事。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组织、管理人的重要手段,如果一项法律法规不能变成具体可实施的制度,法制就始终是纸上谈兵。要着力解决一个制度意识、规则意识淡薄的问题,重塑现代制度文化。三是内求团结、外求公正。对政府自己来说,干事业说到底最后靠团结;对群众、对社会来说,主要是公正的问题。团结是政府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干事业的基础,公正是带领人民群众干事业的关键。

三是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在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当前要着重加快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三项配套制度改革。一是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就难以真正到位。要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和“政事分开、分类指导、梯度推进”的原则,通过“脱钩、转企、改制”等多种措施,彻底解决由于政事不分所造成的行政权力事业化、事业权力利益化等现象。二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在投融资管理上,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和社会投资的自主权,简化审批程序,从项目的经济性审批转向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土地集约、布局优化等项目的“外部性”审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按照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增加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解决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投入不足的问题。

总之,加快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上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重大举措。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合力推进,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尽快地把认识转化为行动,在推进“三大转型”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上虞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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