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因互辉而璀璨

———巴金与胡愈之的交往与友谊

陈荣力

三、共同的追求使他们肝胆相照

如果说世界语让他们相识相知，文学让他们佳话频传，那么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激荡和时代风云的洗礼中，投身进步事业、为了正义和真理献身的共同志向和追求，更使巴金和胡愈之成为肝胆相照的诤友。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发生了英租界巡捕枪杀游行、示威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索，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五卅”运动迅速由上海向全国蔓延。在“五卅”运动中，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缉的胡愈之，不但直接投身斗争第一线，参加抗议、示威游行，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同创办为“五卅”运动助阵呐喊的《公理日报》；更以一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撰写了详细报道运动真相的３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五卅事件纪实》。“五卅”运动，同样震撼了时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热血青年巴金的心，他勇敢地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南京学生的抗议声援活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以“护党”为名发动了叛变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闸北宝山路血流成河。目睹蒋介石反动派血腥暴行的胡愈之，怀着极度的愤慨，不顾血雨腥风下的自身安危，起草并联合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六人，向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三大知识分子”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发出著名的“四－一二抗议信。胡愈之等人的此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远在巴黎留学的巴金同样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站了出来，他连续写了《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文章，发表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报刊上，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敬意。在１９２８年巴黎会面以前，胡愈之和巴金尽管还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们无畏地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实践和行动，却无疑为他们成为肝胆相照的诤友，尊定了信念和志向上的基石。

勿庸讳言，巴金早年曾比较执着地追求过无政府主义，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而胡愈之早年亦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１９３１年，胡愈之流亡欧洲回国前，曾在苏联参观考察了一星期。亲身感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新生和巨变，使胡愈之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倾向无政府主义而转而向往社会主义，并因此写了曾影响、引导过几代人的著名报告文学《莫斯科印象记》。１９３１年仲夏的一个早晨，烟雨朦胧的黄浦江边，当巴金与刚从莫斯科风尘仆仆归来的胡愈之第二次相逢，听着胡愈之激动地讲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时，年轻的巴金亦从此植下了社会主义的基因。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曾在绍兴府中学堂直接受教于鲁迅的胡愈之与冯雪峰等，实际负责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活动；而—踏上文坛便为鲁迅赞赏并深受鲁迅关心爱护的巴金，则与黄源、胡风、欧阳山等人—起直接为鲁迅扶柩。如果鲁迅是胡愈之和巴金共同敬仰的师长的话，那么鲁迅的思想和风骨，更是引导他们勇敢地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共同精神元素之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上海成立了抗日救亡协会，胡愈之被推为协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副部长。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郭沫若和夏衍创办了《救亡日报》，邹韬奋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茅盾和巴金创办了《呐喊》周刊。《呐喊》出版到第三期，发生了禁止发售上述三种报刊和报童被打事件，茅盾、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联名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交涉，才给予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呐喊》就在此时改名为《烽火》，并在刊头标明“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事实上茅盾此时已离开了上海，因此《烽火》的编辑和发行实际上都是由巴金一个人负责的。在巴金的努力下，《烽火》成为抗战初期在上海、广州、重庆以及内地有广泛影响的抗战文学刊物，而胡愈之对《烽火》的关心、支持，也始终没有中断过。１９３８年３月，巴金离开上海经香港到广州，５月，胡愈之离开上海经香港赴武汉途中亦来到广州。在广州，胡愈之、巴金、茅盾等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召集在粤文化界人士共同商谈由胡愈之负责首编的《鲁迅全集》在广东的发行工作。广州沦陷后，巴金等众多文化人士被迫西撤到桂林，胡愈之从武汉撤退后也辗转来到了桂林。在桂林，胡愈之领导建立了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巴金则与夏衍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他们共同支持甚至并肩战斗，成为战时文化名城桂林文化救亡的重要核心人物。１９３９年２月，巴金离开桂林赴孤岛上海闭门创作；１９４０年夏，在完成“激流三部曲”最后一部《秋》后才返团大后方重庆、成都。而此时，胡愈之则受周恩来的委派赴新加坡从事文救亡工作。从此，这对肝胆相照的战 友，天各一方，近乎１０年未通音讯，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才在北京重逢。

建国以后，巴金和胡愈之忙于各自的工作较少联系，只有巴金到北京开会或胡愈之去上海出差时才有机会晤面，但十年浩劫很快又让他们天各一方了又一个十年。“文革”中，受周总理保护处境稍好的胡愈之，得悉巴金在上海受残酷折磨后心情十分悲愤，他特别担心巴金的生命安危。１９７３年，胡愈之率全国政协参观团到上海时，曾冒着风险提出要见一见巴金，但未获批准。１９７８年，当胡愈之又一次率全国政协参观团到上海时，终于圆了重见巴金的梦，此时胡愈之已８２岁，巴金也已７４岁了。回京后，胡愈之对家人说：“这次去上海，见到了经‘文革’劫难后的巴金身体还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６日，胡愈之在京逝世，正患病并摔伤卧床的巴金，得知消息后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和深深的眷念，挥泪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一位９０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和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件；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也是我的生活道路。” 

星座因互辉而愈加璀璨。从１９２０年第一次彼此通信相识，到１９８６年生死永隔，整整６６年的赤诚相向、肝胆相照，这样的精神财富，不但属于巴金和胡愈之两位文化巨人，同样更属于全人类，璀璨于人类的星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