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因互辉而璀璨

———巴金与胡愈之的交往与友谊

陈荣力

巴金的写作生涯起步于１９２１年，他１７岁时，在成都的《半月》杂志上刊发第一篇文章《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而他的小说创作则始于１９２７年留学法国期间。１９２７年，旅居巴黎及沙多——吉利的巴金为渲泄自己苦闷寂寞的心情，求得情感上的丰富和满足，开始了生平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创作。创作《灭亡》的同时，他也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在《灭亡》创作期间，一位在沙多——吉利城拉封丹中学朝夕相处过的中国同学巴恩波的投水自杀，一直让巴金不能释怀。因此，１９２８年８月《灭亡》写成后，为纪念这位同学，巴金便在作者的署名中取了一个“巴”字，而“金”则受刚译完克鲁泡特金著作的影响。从《灭亡》开始，“巴金”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了下来。《灭亡》写成后不久，流亡欧洲的胡愈之来到巴黎，得知巴金刚写了《灭亡》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翻译、创作了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并与茅盾、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的胡愈之十分高兴，他热心介绍巴金与时为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经理的周索非建立了联系。巴金将《灭亡》寄给周索非，原打算用自己翻译高德曼《近代戏剧论》的稿费自费印刷，没想索非将小说稿送给了当时正主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得悉小说稿到了好友叶圣陶那里，胡愈之又写信给叶圣陶，向他介绍推荐巴金。叶圣陶本来对《灭亡》就十分欣赏，读了胡愈之的信更为重视，１９２９年１至４月，《小说月报》分四期连载刊登巴金的中篇小说《灭亡》。作为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发行超过一万份的大型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的刊登《灭亡》，使巴金名声大振，并促使他从此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３年，旅居上海的巴金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小说创作，并迎来了他小说创作空前的丰收期，他的代表作《家》、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春天里的秋天》、《萌芽》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发表的。像所有新星都会遇到的辉煌一样，巴金的名字很快成了当时中国文坛、特别是上海文化圈中一个炙手可热的品牌，许多报刊杂志向巴金的索稿更是络绎不绝。然而成名后的巴金依然与以前一样，每天看书写作，他不大喜欢交际，也不善于同阳生人打交道，尤其是他更没有忘记老朋友。因此当１９３１年胡愈之从欧洲流亡回国、并于１９３２年出任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炮火损毁而恢复重建的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时，对胡愈之的约稿，巴金除了积极从命，从未有半点怠慢。从１９３２年开始，巴金的《杨嫂》、《煤坑》等许多短篇小说和连载的中篇小说《新生》�煛睹鹜觥沸�篇�牭龋�成为《东方杂志》最引人注目的视点之一。而作为兄长和知友的胡愈之，对巴金的这种真诚支持，更是以尽可能多的帮助作为回报。１９３３年，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第一次出单行本和《巴金短篇小说选》，都是通过胡愈之，由同为上虞人的胡愈之好友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出版的。１９３３年７月，由胡愈之替生活书店筹划的《文学》杂志创刊，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任编委，巴金则成为《文学》杂志主要撰稿人。也因为胡愈之和《文学》杂志，在一次杂志社的聚会上，很少参加上海文学界活动的巴金第一次与鲁迅和茅盾等人相识。

而１９３３年１月发生的《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事件，是胡愈之和巴金在文学上彼此真诚帮助、互相支持的又一个佳话。１９３２年胡愈之任《东方杂志》主编时，正是蒋介石在加紧“剿共”的同时加剧对文化界的围剿、镇压屠杀进步知识分子之际，文化界毫无言论自由可言。为避免国民党的查禁，胡愈之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的《东方杂志》第３０卷第１号上策划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其用意正如鲁迅所说：“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新年梦想的征稿，得到了柳亚子、徐悲鸿、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邹韬奋、俞平伯、茅盾、周作人、林语堂、夏丏尊等许多文化名人的响应。而此时的巴金因为写作数量的众多和不同的政治、艺术观念，正陷入一些激进文人和文艺批评家将他列为“第三种人”，甚至诬其写作是为了“贪图巨额稿费”的流言和攻击中。虽然激愤曾致使巴金三个月都不曾动笔，但一见好友胡愈之策划的征稿，他毫不犹豫地给予热情支持，是最早几个写稿的作者之一。在“新年的梦想”中，巴金坦荡地剖明自己的心迹：“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接着巴金又在《我的梦》一文中，驳斥了种种谣言，他写道，那些诬蔑或误解他的人“也许不会知道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会写文章的事情”。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写文章，巴金承受了误解和攻击；而同样也是友情，胡愈之则为巴金及时提供了剖明心迹的机会和条件。

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５日，历尽十年浩劫的巴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他熬过艰难岁月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远在北京、已８１岁高龄的胡愈之读后欣喜若狂，他亲笔给巴金写了一封信；“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来看，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的老友感到无比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７３岁的巴金接到胡愈之的来信更是热泪盈眶，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愈之是我认识五十余年的老友，看到他的手迹，我很高兴。”

从少年、青年到老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考验的真挚情谊所催生、所滋养的佳话，对任何一个稍具情感的人而言，都是为之动容的。对巴金和胡愈之来说，文学或许只是承载这种真挚情谊的道具或动人佳话的载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