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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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那个无书可读的日子

裴仁

大凡四十岁以上、尤其是生长在农村的人，恐怕都经历过一段无书可读的岁月。那是史无前例反文化的“革命”对亿万中国人特有的“馈赠”，使当时中国大地上的书籍遭到了一场浩劫，仅留下几册“钦定”的有政治意义而无文化内涵的书籍在孤零零地游荡。

“文革”结束前后的农村小学里，没有图书室，同学间相互借阅的几本连环画、几册故事书大都早已翻得烂熟。于是，课后基本无书可读的一群孩子成天价地玩些抓“特务”、打泥仗之类的游戏，抑或帮助大人割些羊草、做些家务，暑期里索性经常泡在水里抓鱼摸虾。只是在星期天到镇上去，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居民孩子捧着课外书坐在家门口津津有味地读着，心中才会涌起—股既羡又妒的“酸”味，想想他们真好福气，自己在投胎路上竟如此匆忙，没去拣一户居民家投生。能像居民孩子一般弄些书来读读，在有段时间里竟成了不少农村孩子的最大愿望。

弄些书来读读，这个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在三十年前的农村想实现却是难乎其难。我们一些半大的孩子便在无书的环境中懵懂地随着岁月行走。于是，听大人讲些从戏文中看来的历史故事，便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文化大餐”。

当时村里有一位太公级的老人，读过几年私塾，肚子里似乎藏着讲不完的姜子牙、张良、关羽、秦叔宝、岳飞、佘太君……在我们的眼中，太公便是天大的“才子”。农闲的日子，总有几个人围在太公身边，聆听太公杜撰的故事，哪怕是“吕布大战秦叔宝”也听得蛮有滋味。然而，太公毕竟是识文断字的，他那里竟藏有几套偷偷保存下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在说书说到高兴时曾向我们炫耀过。

太公那里有书，无书可读而又对历史故事半懂不懂极想弄个明白的我们，便老是羡慕那些被太公视作宝贝的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降临到了我的头上。那是—个抢收麦子、插种水稻的季节，一天学校突然宣布从下午起放农忙假。一吃过中饭，我就急急赶往太公家。太公家的门开着，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我径直走到太公的房间，太公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午休，可能是没料到学校会放假，便没把头天晚上看过的一套书收藏好，随意放在床上。我禁不住一阵狂喜，心像小鹿似地乱撞，拿起书一溜烟跑回了家，定下神一看是套《三国演义》，书中还有插图。

书是“偷”来了，但怎么看的确是个大问题，不好让父母发现，不能让同伴知晓，更不可让太公察觉。好在太公像是那几天农活太忙，无暇注意到少了一套书，我便踏实了不少。平常懒得割羊草的我，那几天忽然变得十分勤快，一放学便匆匆外出割草，还把中篓换成了大篓，很晚才回到家中，着实让父母夸奖了几回。其实，我每次都是把《三国演义》藏在篓底，坐在四下无人的田埂上读几个章回。每次心中总是悄悄不安，出去的路上怕被人撞见篓底有书，一旦问起我就会支支吾吾露出馅来；读书的时候怕被人“逮”住，盘查起书的来历我就会洋相百出，因为当时农村的孩子是不太会有这样的书的。

书读完了，偷偷还书时的紧张劲儿就甭提了。其实，太公在书“丢”了不到两天，就发现了我是“偷儿”，可他故意不说出来，尽看着我“演戏”。这是我考上大学后才听太公讲起的，那套书太公也索性当作“路彩”送给了我。

现在，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了图书事业的极大繁荣。城市、集镇、乡村，大学、中学、小学，大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室　。像我女儿，既在就读的中学里办了借书卡，又在上虞图书馆办了借书卡、阅读证，每次到图书馆去接在那里阅读的女儿，走过品种繁多的藏书室，看到窗明几净的阅览室，望着那些欢乐地借书、阅读的孩子们，我就会联想起那些无书可读的日子，感慨无穷。

我真诚地为如今有书可读、有好书可读的人们祝福，为自己能赶上这样的时代深深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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