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关心“三农”问题的先驱者和实践者

———乡贤吴觉农

陈秋强

吴觉农是我市著名乡贤，建国后曾任我国第一届农业部副部长。

大家可能都知道乡贤吴觉农对传承中国古代茶圣陆羽的茶文化事业和发展中国当代茶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称“当代茶圣”；但可能不一定知道乡贤又是一位关心“三农”问题的先驱者和实践者。

一

吴觉农于１８９７年４月１４日诞生于丰惠西大街吴家，乳名吴龙山。在中国，一般认为龙高贵吉祥，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吴家父母倒也未必有这样的龙的传人意识。但在县城百官镇旁，确有一座风景秀丽的龙山。乡贤取名“龙山”，是否与此有关尚待进一步考证。

乡贤七岁入私塾承译书院读书，改名吴荣堂。他从小目睹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的农民的痛苦。亲闻因交不起租税而入狱的农民的悲号。１６岁那年，他辍学在家，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田间劳动，亲身的经历，更使乡贤贴近农民，同情农民。

１９１４年，乡贤１７岁，他考进了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在学校里，乡贤结识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中华民族儿女：如夏衍、蔡叔厚、宣中华、扬贤江、叶天底，郁达夫、徐志摩等。还接触到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如夏丏尊、李叔同、朱自清、沈钧儒、刘大白、陈望道等。乡贤本来就是一个性格豪放，比较外向的人，他在大量的交往中认真思考着中国的农业出路问题，又不断回忆家乡农民的悲惨遭遇。便立下了振兴华茶，为农业奋斗一生的志向。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乡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觉农”，因为乡贤看到：中国很多农民安于贫困生活，遇到天灾人祸就靠求神拜佛，这是缺乏觉悟的表现；农民要站起来，要革命奋斗，必须要具备自觉，因此他改名为“觉农”，既含勉励自己，要成为有觉悟的农民；同时也含有启迪农民觉悟的双重意义。

二

１９３３年，乡贤３６岁。六六大顺之年，乡贤没有顺水推舟，而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与以陈翰笙为首的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志一起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农民因为再也无法在土地上生活，不得不离乡背井，大量逃亡。而国民党政府又一直进行着所谓的剿共。兵差劳役、苛捐杂税，把农民搞的民匮财尽，满目疮痍。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第二年，因担任主席的陈翰笙去国外，便有吴觉农任代理主席。薛暮桥任行政负责人，其成员大都是党内外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家。这些同气相求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绝对的脚踏实地。组织成立之后，办了一个刊物叫《中国农村》，他们通过实地调查的资料，揭露了中国农村种种贫困、饥饿、流离失所的悲惨事实，批判简单的改良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制度，改变土地所有权，使土地归农民所有，这种“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无疑是与当时苏区土地革命遥相呼应的，在蒋介石统治的辖区内办的杂志，其作用是不寻常的，也因为这样，当时的《中国农村》月刊发行量增长很快，各地青年纷纷来信，积极报名要求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三

乡贤吴觉农写过很多的经典论文，其中尤以１９２２年８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这篇评论三农问题的大文章更为引人关注。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吴觉农对农民与中国、中国农村的危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农业经营等问题，从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土地问题、农民的被剥削和被压迫、农民教育、农业技术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判析。因为他的真知灼见，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作序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第１３种《中国农民问题研究》。１９２７年，他还在《中华农学报》撰文《农民运动的意义和方针》，指出“共产党的使命，是为工农阶级而革命。”经济学家薛暮桥后来说吴觉农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先驱”。吴觉农还担任了中华农学会的总干事。农学会的办公地址就设在他当时上海的寓所——闸北宝山路三德里Ａ１９号。在涉及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三农”问题上，吴觉农是先行者和实践者。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使他在包括中国茶业在内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并付之实践。如今时隔８０多年，重读《中国农民问题》，领会乡贤对中国农民的关切之情和症结的揭示，对当前“三农”问题还是会有很多有益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