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门三景

金笛

绍兴台门，犹如北京的四合院，乃江南水乡的一大建筑样式。东关、道墟旧属绍兴，台门数量众多，即使有些已然破败颓废，尚遗迹可寻。凡有心人在东关、道墟等地沿着江河边的石板路一路行去，时不时地就能见到或大或小、或高或矮的各式台门，挺立在江河边，静默在风雨中，见证着岁月流逝、沧桑变迁、人事更叠、世态炎凉。

在水乡绍兴，台门似乎有统一的格式，总是东西两堵墙，南北全敞开，中间通一条路，沿路的两旁造着房子，参差不齐，高低错落，新旧排列，宽窄各异，伸进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底。里面住着世代相聚的同宗同族，邻里相依，亲戚相托，兄弟相偎，长幼相寄，“鸡犬常相闻，老死长往来”，大有“一门同宗、自成社会”的味儿。

在吾辈心目中，自幼就把台门当成了家的一部分，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一日也不曾离开。想起台门，留在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当数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台门口当是集聚一处的人们发布新闻的最佳场所。每每早中晚三餐前后，最常见的晚餐时光，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女的捋起袖子忙着烧菜做饭，而“大老爷们”则草草地洗了一把脸，不约而同地来到台门口，坐在东西两堵墙壁下光溜溜的石凳上，济济一堂，人头攒动，构成清一色的“男人世界”。于是年长的拉开话茬子，天南海北，天文地理，家长里短，小道消息，胡侃一气，虽然不成章法，但自有天然的趣味。而年轻的只能忠实地当自己的听众，有时管不住自己的嘴愣不防插上一句，总遭遇“你懂什么”的狙击，只能腼腆地笑一声，接下来当然还是洗耳恭听。当家家户户的炊烟消失在夜幕中，声声“吃饭啦”的呼唤响起，人群才渐渐散去，而不一会儿，言犹未尽、听意正浓的人们，又捧着饭碗渐渐围拢来，继续寻找那了无终止的话题，发挥或言或闻的功能，直至星光布满天、睡意袭上来，才拖着一身疲惫，满心惬意地安然入梦。

台门也并非一直宽松快乐，自有严肃庄重的时候。那时农村的基本组织细胞是生产队，社员每天干什么，都得由生产队长派工。每天早起的人们，忙完自己自留地的活儿，“呼啦”完或干或稀的早饭，就等待着队长派任务。那时的生产队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威严地雄踞地上方，用手指点着谁谁干什么，谁谁干什么，出口成“工”，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得扣除工分。此时的气氛是严肃的，只有一个声音在响。当队长派完工，大伙儿才一哄而散，各自回家拿着农具，结队而去。朝夕相处，邻里相居，难免出现“牙齿与舌头”的矛盾，某某家媳妇不孝敬公婆了，某某事件引起两家纠纷了，台门就是一个“民间法庭”，大家一起拥到台门口进行裁决，而生产队长是大法官，其他非当事人则成为合议庭的成员，也允许当事者进行现场辩解，而一旦形成“决议”，那自然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果违背，必定成为“千夫指”，自此以后永远抬不起头来。虽然场面有点儿乱糟糟，但不失为民主与公允，不执行的事件很少发生。再有一个那就是年终分红，在台门上方安放一张桌子，上面坐着队长与会计，队长瞪着大眼巡视着周围，而会计如“账房先生”，慢条斯理地报着每家每户一年的收入开支情况，结果当然是“倒挂户”据多，想得开的人一声苦笑，精明的人当场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进行核对，圆滑地人讨好地沏茶献殷勤，而苦命的大娘大婶则掉下串串眼泪，构勒出一副生态众生相。每每遇到这种场景，我们虽然“少儿不知愁滋味”，但也总是睁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队长，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对队长的崇拜与畏惧，生出一种对权力的向往与遐想，生出一种对世态炎凉的无奈与恐慌。

当大人们上畈田作的时候，台门自然是我们的乐园。最好的时辰当然是夏季，大人们一出工，我们就一哄拥到台门口。女孩最喜欢的当然是“跳房子”，跷起一脚，按着一格一格的石板跳呀跳，看谁的耐力足、技巧高，占据的“房子”多；而男孩最喜欢的当然是打弹子进洞或拍翻烟纸折成的“小船”，赌注当然是赢对方手中的红颜六色的弹子或各种品牌的烟纸。因场地有限，往往男女双方起了纠纷，而最终的赢家常为男孩，女孩子家往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最好此时来一个卖棒冰的，于是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各自买上一支一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或四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用肮脏的手拿着津津有味地躲在一旁舔着，把不快一下子抛到“爪哇国”中去了。那时的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玩具，但玩法很多，创意不少，总是把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天天地打发掉，在玩中等待着父母回家烧饭，在玩中一天天地渐渐长大。

台门，家乡的台门，幼时的台门。在那儿，我知道了许多颇具文化的民俗民风，知道了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知道了引人入胜的“乡间聊斋”，知道了生动形象的俚言谚语，知道了或豪放粗犷或隐含不露的人性特色，知道了为人处世的质朴道理，犹如一个民间大课堂，教育我逐步成长，渐渐融入水乡独有的“台门文化”生活之中，而自己的经历中也深深地铭刻上“台门文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