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闻管溪声

——写在徐懋庸纪念室行将落成之际

童仁乔

二十年前，我的前辈顾志坤先生，在《上海文学》上写过一篇《风雨管溪声》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我才知道上虞出过徐懋庸这样一位乡贤。二十年了，哪怕一部《论衡》也已完成了三分之二，然而伴着管溪的风雨声走入我阅读视野的徐懋庸，却一直如雾中的灯塔，欲明还暗，总给我一种朦胧、依稀的感觉。这在我对诸如经亨颐、夏丏尊、胡愈之、杜亚泉等跻身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群体的上虞乡贤的探询中，似乎是一种异数。

为了能对雾中灯塔样的徐懋庸有更感性的认知，我曾几次到过位于虞南山区下管的管溪。最近一次是在一个月明星朗的夜晚，熟识的管溪已一改浅滩密布、乱石横陈的旧状，砌起了两道宽大、整齐的石坎。因为没有风雨的伴奏和造访，涓涓细流的管溪，若不屏住呼吸，已近乎听不到一点声息。久立在几乎没有声息的管溪边，我忽然想起了“反右”时得悉儿子身遭厄运的徐懋庸的老父说的一番话：“下管山逼水薄，懋庸没有城府，所以当不了大官。”尽管一生都没有离开下管大山的徐父，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这样的人杰，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风云周遭与个人命运际遇的因故缘由，但知子莫若父，徐父“没有城府”之言，还是一语中的，且道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机抒。

应了执拗率真、没有城府的性格，常惹麻烦几乎成了徐懋庸一生影形相随的伙伴。与鲁迅论争引发的麻烦不用再说，其实早在鲁迅之前，当年人还在浙江、尚未进入上海文坛的徐懋庸，就因写了一篇《巴金在台州》的文章，对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加以渲染，引起巴金的老大不快，惹过麻烦。似乎有意要对这种常惹麻烦的现象作一个印证，最近偶尔读到李辉先生《一误即是三百年》的文章，对徐懋庸在“文革”中遭遇麻烦一事，有着颇具意味的记述。好在文章不长，不妨节录如下。

“徐懋庸后来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找他谈话，批评他不该攻击鲁迅，但也肯定了周扬。原是自家人打内仗。徐懋庸记住了这些话。自己记住也就罢了，可聊以自慰。可他偏偏‘不识相’，非要在‘文革’交代中如实写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他写了一篇长文《关于‘左联’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同鲁迅、周扬的关系的始终》。‘文革’爆发已经一年了，周扬及‘四条汉子’也一一入狱了，他却仍在一五一十地把当年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这就难怪又招惹麻烦。

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还是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外单位的七八位小将来哲学所审问我，斗争我，说我所写的主席的那段话，是‘捏造’的，是‘为周扬翻案’，是反对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我不承认是‘捏造’，我记得毛主席当时确是那样讲的。他们一定要我承认捏造，我不能承认。我现在对于这事，只有一句话，如果事实证明我是捏造，那我就是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可以把我扭送公安部审讯处理。

真的必须说成是假的，无罪还得承认有罪。如何是好﹖ 

我忽然发现，情急之中，《认罪书》的写作时间，‘一九六七’徐懋庸写成了‘一六九七’。

这一误，将近三百年。

一六九七年，康熙皇帝登基三十六年。三百年的时空交错，历史便这样讲述着自身的故事。” 

一误即三百年，或许只是令人发噱的偶然，或辛酸的黑色幽默。但由此，我们却分明听到了一个由执拗率真、没有城府的性格所构筑的灵魂，发出的金声铁音的铮铮声响。这样的声音，无疑远比因自然风雨的伴奏、造访而奔腾、激越的管溪声，更传神、更振聋发聩，而且更不会因风雨的远去而消遁。尽管这样的声音在近代中国文人中，或许也是一个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