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谢春溥为桑梓谋福祉

刘克蔚

虞北乡贤谢春溥先生（谢晋之父），解放前是上海市的名会计师，创办了“谢春溥会计师事务所”，是旅沪同乡中的佼佼者，为同乡们推为首要人物。先生最关心家乡贫苦百姓，为桑梓奉献爱心，为社会造福。

旧中国国势危殆，民不聊生。１９４６年，上虞霍乱流行，虞北的百官、崧厦、沥海、谢塘等地到处是哭声，以沿海地区最为惨烈，有的村庄甚至病人死后竟无人去掩埋，真的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据医学界预测，霍乱病在中国每３年发生一次大流行。１９４８年夏秋，始逢其会，势将再发。谢春溥先生深知故乡农村缺医少药，疫病爆发之时人民不堪其苦，乃与旅沪虞籍同乡共议，发起义捐，创办时疫施诊所，筹款较丰，并请沪上医界朋友拟定应用药械，随即购下大量急救用的补液设备以及一般常见病需要的药物。当议及聘请临时医师时，恰好其连襟夏乃肯之女景晖在他家做客。夏景晖是春晖中学高三年级学生，她推介我在暑假期间可以去工作。谢春溥先生当即派在大学读书的次子谢韬和夏乃肯先生来白马湖我家，邀请我去工作。暑假期间，我本可以外出，但因家有老母和妊娠后期的妻子，难以放心，故婉拒之。３天之后，谢韬、夏乃肯二位再次相邀，我仍以婉言拒之。孰料，过了两天二位第３次前来邀请，提出所以邀我乃是谢春溥先生的意愿。春溥先生工作繁忙，不克抽身前来，再三嘱咐谢韬务必请我去工作，特别提出待遇问题，条件由我自定，工资尽量定得高，越高越好。要求就是一条：只要我答应前去工作。同来的夏乃肯先生是位化学工程师，自家办厂的，他也再三代谢春溥先生致意，恳请我能够前去协助工作，襄成义举。我被感动了，答应：“施医为民的善举，既然上海诸多乡亲热心出资，我就出力，尽个人之力，绝不要任何报酬。”他二位与我紧紧握手，表示感激。他们每次来邀，我都尽了招待之谊。

次日，是８月初了。谢韬乘船接我去谢家塘，住在谢家老屋。施诊所设在谢家祠堂。只见补液用的生理盐水堆得小山一般，加上各类药品、器械也备了很多。施医施药的海报早已贴出。我到谢塘第二天的清晨，就有许多乡亲前来就医。谢韬是在读的大学生，药品都是英文名，谢韬一学就会了。他负责登记病人，协助我发药。不久，我忙于诊疗，他也能代我配方了。病人之多，出乎意料，每天天不亮，门前河面上已挤满了四邻八乡求诊病人的农船，天井里和街道上也摆满了病人坐的简单的竹椅、藤桥。霍乱病倒没有发生。就医者除了妇产科病人，其他内科杂症、小儿急症、农村常见的疾病和多发病人都拥来就医。来者都是贫苦农民，好在不用分文就能医病。我学过全科，所以尚能应付。

谢韬登记的就诊人数每天都在２００人以上。遇到外伤，需要清创逢合；夏季里农村多发疮疖脓疡，有时必须做开刀小手术；有许多发热、疼痛病人，都须注射针药。总之，我是两手不停地工作。过了十余天，实在难撑，只得请谢韬派船去白马湖把我那大肚皮妻子接来帮我做注射工作。就这样，三个人每天像战斗一样工作，大脑总是在紧张地运转着。繁重的工作压力，体力上确是艰苦、疲乏，然而，当看到病人们愉快地离去，心灵上的收获是丰富的，为他人谋幸福而贡献身心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施诊所的影响在虞北农村不断扩散开去，前来就医的病人远及崧厦、沥海、盖北等地，甚至余姚北乡许多农民也纷纷赶来求医。药品方面像较贵重的青霉素等，医疗必需的麻醉药品如止痛的吗啡、镇咳的可待因也都备有，且全部免费。药品消耗量多，上海方面不断购入，派专人送来。

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有服务人员为我洗衣，聘请了专职厨师负责调制饮食。一次，当我吃到油炸鲚鱼时，感觉味美，随口说句“这鱼味道真香”，谢韬听了，便吩咐厨师每餐为我必备油炸鲚鱼。谢家塘近海，海鲜较多，那年暑假里，我在施诊所大吃海鲜，满足口福。

每天从天未明开始工作，持续到晚上８－９点钟才能休息。早、午餐都是马马虎虎，抢时间狼吞虎咽填饱肚子。天热，工作忙，出汗多，口渴时也是尽量忍着不喝水，可以少上厕所，只有晚饭在洗过澡后，才能安静地进餐。

谢韬１．８米的身高，和乃兄一样，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不苟言笑，不尚高谈阔论，在读农业大学。每晚，他和我同住一间纱橱，两张小床，中间一只茶几，夜深人静时，我俩最爱闲聊一番。从日间工作扯到旅沪同乡热心桑梓，口无遮拦，论及国家社会问题，叹息之后也要骂它几句贪官、奸商、地痞、恶霸，党争内战等等，自然，对那些帝国列强也要口诛一番，不知不觉而朦胧入睡。

１９４８年初冬时，我和妻去杭州探亲。归来时，母亲拿给我一只瑞士名表，是谢春溥先生特地到白马湖谢我。那天，春溥先生和五六位沪上归来的同乡，从谢家塘乘船到春晖中学来看我，同时，另一只船上备着丰盛酒筵，有专职厨师，他们是邀我游湖饮宴，意在谢我在施诊所的劳动。因我不在白马湖，他留下便笺，一表示谢意；二讲到施诊所的成绩各方满意。与我相约明年继续办施诊所，年年暑假时把好事做下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施诊所未能再办。

一唱雄鸡天下白。１９４９年春４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江南半壁河山。从此，我便与谢春溥先生断了交往。

１９７６年，万恶的“四人帮”被碾在历史车轮之下，中国大地又迎来了和煦的春天。白马湖春晖中学复校。上虞县领导号召旧春晖教工重返白马湖，把被摧残破败的名校恢复和重振起来，校领导动员我这个年已６旬的老兵再回白马湖工作。全体教工用战斗的姿态，经过３年的奋斗，使春晖中学焕发了青春。随即迎来了建校６０周年大庆。上海校友会成立，邀请学校去人参加。我和陈宗秀老师代表学校去参与盛会。会前，我从校友夏景晖处获知，谢春溥先生已在文革后期被迫害而自杀。在会场上，我第一次见到谢晋导演，向他表示：“我很怀念春溥先生。”谢导霍地站起，不胜悲怆。

谢春溥先生于上海解放后投身文化战线工作。当我走访《文汇报》社领导曹承铨先生时，谈到谢春溥先生，他指着他办公桌前一张办公桌说：“春溥先生一直和我一起工作，我对面的办公桌就是他用的。现在，这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我不禁感慨系之！与谢春溥先生交往虽短暂，并且无缘会晤，但使我感到为人之道，关心社会福祉，乃是无上美德。而今我已耄耋之年，每当忆及在谢家塘施诊所的工作情况，自认为那时真是不虚此生。同时，我认为谢春溥先生关心桑梓美德，更不应忘却。